由此可以看出，“自暴自棄”其實是“自卑”因素和機理消極甚至惡性發展的一個結果。它雖然作用的還是個體和個人，但無數的個體和個人都這樣，就會形成和陷入一種“自暴自棄”的社會氛圍，從而會形成對他人和社會的威脅和危害。
為此，朱熹還專門寫過《不自棄文》來反對“自棄”者。他提醒後人和後生要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天下之物”，隻要是“有一節之可取”，就“不”能“為世之所棄”。由此，他“推而舉之，類而推之”地得出“則天下”就“無棄物”的結論。接著，他呼籲，哪有“人”“不如物”的道理。人應該“孜孜汲汲，以成其事；兢兢業業，以立其誌”，從而成為一個“自勵者”。隻有這樣，“士……者，必至於登名；農……者，必至於積粟：工……者，必至於作巧；商……者，必至於盈資。”
（六）自賞
自賞，是“孤芳自賞”的“自賞”。“自賞”的是“孤芳”，之所以能“孤芳”，還必須具備這樣兩個條件：一是要“芳”，就是要優秀，起碼自己要認為自我是優秀的。二是要“孤”，就是要“孤單”和“孤立”甚至“孤僻”和“孤獨”。所以，“自賞”是“自戀”的前奏。有的“自賞”到了一個“自我欣賞”的程度就結束了，有的“自賞”則還會發展到一個“自我孤賞”和“自我相戀”的程度。它們之間的區別在於，“自我欣賞”是不排斥外在的，“自我孤賞”甚至“自我相戀”則是排斥外在的。所以，孤獨不是沒有知己，而是遺失了自己。
由於網絡的發展，人們具有了更多的“自賞”性：“玩了兩年微博，博客荒蕪了，電話少了，短信少了，新朋友多了，老朋友又續上了，跟朋友吃飯沉默了，熬夜多了，不怕排隊了，飛機晚點也能忍了，低頭也能樂了，感覺對時事跟得更緊了，對家人離得更遠了……”這形成了“網絡時代”與“工業時代”對人物和人類不同的影響作用。與“網絡時代”不同的是，“工業時代”給人帶來的是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增多和擴大。
但是，問題的根本還不在於是否有“自賞”的行為和人物，而在於是否有“自我陶醉”的行為和人物。“自賞”而不“自醉”，那是會產生一些積極的效應和效果的；但如果是既“自賞”又“自醉”的，那就會是一種消極的效應和效果。要尤其防止和拒絕“自戀”。“自戀”往往是常態的，“自醉”則一般是暫時的。所以，“自賞”應該是可以的，但不要變為“私賞”。脫離了“私賞”的“自賞”一般具有“個賞”的性質，“個賞”就為形成“共賞”打下了基礎。“個”本身就是“共”的前提和基礎。
（七）自為
自為，即自然而為和有為自然，是“自組織”和“自係統”運行和追求的最高境界。但對此的理解，目前還是見仁見智的，還是有“自己為之”、“有為自己”和“自動為之”的意思和種類，甚至還會到達一個“自說自話”的層次和程度。其中，“自動為之”的機理是具有濃厚“道味”的，其核心來自道家思想。道家學說一直提倡的就是一種“無為而治”的境界。
要全麵、準確和正確地理解“自為”的內涵和機理，必須首先要對“為”進行琢磨和雕琢。“為”具有明顯的傾向性，如“為人民服務”，但由此可以引申和延伸出“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
現實中，人們是把“作為”中和“作”和“為”混為一談的。其實，它們是各有所指的。“作”更多的是過程，“為”更多地指的是效應和效果。由此再來看“無為而治”的內涵，就不是“無作而治”的意思。換言之“無為而治”和“無作而治”不是一個意思，“無為而治”並不是“無作而治”。“無為而治”既不是什麼事都不做就可以治理天下，也不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地治理天下，而是指既要“有作而治”，又要“無為而治”。也就是說，要“有作無為”。“作”就是“做事”，必定包含有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為”就是“目的”和“功利”，甚至還是“急功近利”。
要區別“自為”和“自作”的不同。有些事如果處於一種“自為”的狀態還可以運行，但一旦進入了一個“自作”狀態就會發生惡性變化，就會形成和產生“自受”的效應和效果。成語“自作自受”要強調的就是這個道理。
同時，“自為”又不是“為自”。如果“自為”進入了“為自”，就是進入了一個極端的怪圈。現實中人們還是很容易進入這樣一個“為自”狀態的。生活在中國社會裏的人們是要比生活在西方社會裏的人們更容易經常地進入這樣的“為自”狀態，這其實是既沒有很好地理解又沒有很好把握“自為”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