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互動問題
由於社會是一個運動，是一個還在不斷運動的運動，所以現實中的問題其實難區分嚴格意義上的“原生”和“次生”過程。這是以動態思維來審視社會運行、社會心理和社會矛盾得出的一個結論。而區分“原生”和“次生”的意義就在於，要尋找到解決問題的角度、維度、力度和程度。不同的問題屬性，不同的問題動度，就需要不同的解決問題的角度、維度、力度和程度。其現實是，由於信息化程度越來越高，任何的社會變化和變動逐漸都以文字和文學的活躍為征兆了。這個特點在中國社會也有體現，如改革開放前夕，中國就湧現出不少經典的文學作品，如《班主任》、《於無聲處聽驚雷》等。其因此也帶動了學術的活躍，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及相關討論，等等。
由此形成了互動的“社會心理”問題的如下若幹特點：
1.給藥與抗藥
一般的次生問題是不互動的。但互動問題也是次生問題的一種形式。人自古以來就在吃服兩種藥，一種是醫藥，另一種是心藥。所以，不僅生理上要注意納入“耐藥性”和“抗藥性”的概念和理念，而且在心裏上也要注意接收“耐藥性”和“抗藥性”的問題。人類曆史上任何一次製度及其形態的選擇都是與人的“心病”密切相關的：當人們心理的走向趨於分散時，社會的“治療藥方”就偏向於“集中”；當人們心理的走向趨於集中時，社會的“治療藥方”就偏向於分散。而人類就是在這種分分合合之中前進和推進的。但每個階段的“藥方”都要有所變化，因為前一次的治療都會不同程度地產生和形成一種心理上的“耐藥性”和“抗藥性”。所以，曆史的每一次回歸都是走到了原點的上方或者上空，是形似而質異的，是不可能一隻腳同時踏進兩條河流的這是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的著名格言。每種“藥”其實都是一種“毒藥”，區別在於毒性的大小而已。“藥”隻有與生理或者心理發生了碰撞和互動才能有作用，就會產生不同層次和程度的“耐藥性”和“抗藥性”。每次選擇、製造和使用“新藥”的時候，就必須要考慮到上次施藥所產生的“耐藥性”和“抗藥性”的問題，才會產生積極的和良性的效果和效應。
2.本性與屬性
人類的本性是殘忍的。這是社會心理學家弗洛姆的觀點。他在比較了其他動物之後認為，人類是動物中最殘忍的，人類不僅什麼都可以吃，而且還要吃自己的同類，如戰爭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爆發出來的德國和日本的社會心理的基本特點和傾向，屬於屬性的範疇和範圍。特別是一個經常思考和善於思辨的德意誌民族，一個在平時經常是彬彬有禮的民族，竟然會在20世紀上半葉爆發如此殘酷甚至殘忍的本性。這也是社會心理學家必須認真麵對和回答的問題。當整個社會都是在被具有傾向性的社會心理包圍和裹挾的時候，它的未來就很有可能會走向傾向性的反麵。其中，屬性是本性的體現，而本性又是屬性的內核。而它們又在曆史的現實中和現實的曆史中互動著，時而裂變，時而聚變；時而潛在，時而顯在；時而緩和，時而爆發；時而量變，時而質變；時而由屬性改變了本性，時而又由本性支配了屬性。它們的相同點都是事物和事務固有的特性，而不同既在於本性隻有一個，但屬性則有多種，還有本質屬性和非本質屬性的區別；也在於本性是“難移”的，而屬性是可以增多、改變和轉移的。一般來說，表現本性多一些的就會含蓄一些，而表現屬性多一些的就會外向一些。所以，曆史往往是在一會兒本性和一會兒屬性的交替之中推進和延伸的。其經常是，之前越本性，之後就會越屬性；反之則反是。問題的核心在於判斷及其方法和效果。對之前的判斷決定了對之後的選擇。其一般是，人們“判斷力”的低下或者缺失最終導致了在本性和屬性麵前的束手無策。
3.意識與行為
雖然從危害的角度看，行為要比意識更具有烈度，但要影響行為的走向和力度，卻隻能是意識。雖然關於這方麵的論述自古至今已經很多，但最能打動人們心扉的還是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在1945年所持的一個觀點，“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隻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並且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然後再來改變他們的行為走向和傾向。其實，無論是個人曆史還是民族曆史或是人類曆史，推動進步的就是意識與行為之間的互動。但真正對意識的作用引起重視還是在近代之後。真正重視意識的作用也是資產階級尚處於革命狀態的時候。後來的無產階級之所以重視意識及其作用，也是受到了資產階級的影響，如歐洲文藝複興的影響，等等。但無論整個世界還是整個中國在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後變得越來越務實和實際，甚至務實和實際到了一個基本和完全忽視甚至忽略意識及其作用的地步和程度。但意識的作用並不會因為人們的忽視而減輕。相反地，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已經形成了具有影響力的各種“大片”，正在滲透進人們的意識骨髓和心理靈魂，正在引導人們的思維和思想的走向。其中，人們對“普世價值”的認同，既是美國及其盟國重視意識作用的結果，也是社會主義實際忽視意識作用的結果。意識這塊陣地你不去占領，就會被他人所占領。
4.生育與家庭
這是一對生理心理與社會心理的矛盾關係。它們對人們的“社會心理”影響極大。它們既關係人類的繁殖和延續，又關係人們的地位和作用。其中，生育代表著人類的本性，而家庭是社會的代表。其現實是，在這方麵，美國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麵。在全美30歲以下女性所生的新生兒中，53%誕生在未婚媽媽的家中。未婚生子已超越過半門坎，成為年輕一代的主流。其實，在過去50年中，女性未婚生子的比率愈來愈高。過去這種事多半發生在貧窮或少數族裔家庭，但現在已深植美國社會這是據美國《世界日報》報道的。這種情況正在使整個社會的“社會心理”發生劇變。它使得人們在社會交往中容易產生和形成一種自卑情結。而在中國社會的情況下，其又有自己的特點：主要是“計劃生育”使女性對生育、繁殖和延續後代的責任心下降；而獨生子女的形成又破壞了幾千年形成的社會關係網絡，使得人們由於缺少了必需和必要的社會關係，家庭關係變得十分脆弱，進而使人們的“社會心理”越來越淡薄和淡漠。更何況，現實的“計劃生育”其實是一種“控製生育”。如果按照字麵理解“計劃生育”，就是每對夫妻必須生育一胎，而不是一對夫妻隻能生一胎，這是為了對社會的延續做貢獻。但現在來看，“隻能生一胎”的“計劃生育”確實控製了人口的膨脹趨勢，節約了生態資源和能源資源，但卻破壞了人們的社會關係體係，從而也破壞了人們的“社會心理”，使社會出現一個“社不將社”的局麵。要看到，俄羅斯已經麵臨著一個人口危機：10年間人口總數下降了230萬，女性比男性多1050萬，3.62萬個村莊的常住人口不足1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