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公共經濟
這是指一種支撐“公共性”運行的經濟範式和力度，它一般容易與“政府經濟”混同和混淆。其與“政府經濟”的區別在於，“公共經濟”不僅在乎誰是“公共經濟”的主體，而且還在乎什麼是“公共經濟”的客體，並且更在乎怎樣的“公共經濟”的程序。其中，關鍵還在於產生和造就“公共經濟”的公共主體、公共渠道、公共程序、公共機理和公共方式是什麼，要力求探尋提供和支撐“公共經濟”的實體和虛體的要素是什麼，以及如何才能形成和發展生態經濟和循環經濟，以形成一個完整的“公共經濟”。其中，“公共投資基金”概念的形成和提出經濟學家厲以寧在2011年的兩會中提出了“公共投資基金”，認為，在目前城鎮化的過程中是需要大量資金的，“但是城鎮化的錢從哪裏來？大量公用事業、水、電、氣、暖，公共交通、城市環境綠化，這些錢從哪裏來？土地財政已經走到盡頭了，不能老靠賣地來建設，你還有多少地能賣？你也不能靠借債啊，借債是要還的。所以這裏資本市場可以起作用，可以學習某些發達國家的經驗，利用公共投資基金方式。公共投資基金建立以後，有些金融機構投資者組成了，然後發債券，讓民間來集資，民間的企業也可以投資進去，這是將來資本市場可以幫助中國城鎮化過程中來解決公用事業資金從哪裏來的問題。”厲以寧：土地財政已經走到了盡頭。這是在3月6日上午10時的在人民大會堂三樓大廳舉行的，主題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全國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記者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厲以寧的觀點。標誌著社會的“公共經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狀態。其實，凡是經濟的都是公共的，凡是財富的都是社會的。所以，“公共經濟”的形成說明了“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循環狀態，都要在社會的生產和分配中起著樞紐、打通和順暢的作用。所以，“公共經濟”的標誌就是財產的公開化和可疑查詢化。這就把本來的“私有化財產”和隱私化財產轉為和變為了“個有化財產”和“公開化財產”。同時，“公共經濟”還是一種立體經濟。它既包含有“公經濟”和“共經濟”，又包含了“個體經濟”和“依存經濟”及“互動經濟”。這是一種既注重個體所有和享用又注重整體所用和享受的經濟形態，是“私有經濟”與“公有經濟”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它的目的就在於，要為打造和支撐一種公共聯係和一個公共平台奠定公共的經濟基礎。它需要以下三種社會支持：一是公共企業的利潤支持根據2010年11月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2011年起，將1633戶國有企業納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範圍，對其收取紅利。二是社會企業的稅收支持，三是社會成員的稅收支持。這需要的就不僅是官員的財產要公開，而且還有社會所有成員的財產公開。財產在一個公共性很濃的社會中已經不屬於隱私而不能加以隱瞞了，而隻能得以公開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
7.公共財政
與“公共經濟”主要注重“養魚”方式不同，“公共財政”注重的是一種付出的方式。其中也包含一種擁有的方式。“公共財政”的主體是政府，但“公共財政”的客體卻不僅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員，而且還是社會及其個體成員。不同級別政府的“公共財政”所產生的“公共效應”的相對性也是不同的：往往是同級的“共效應”是下級政府的“公效應”，而同級的“公效應”又是上級政府的“共效應”。全球的“共效應”要靠聯合國作為主體來完成。由此來看，“公共財政”付出的結構也是立體的。但這種立體性的付出結構必須經過必要的“公共程序”通過而具有法律效應。否則即使動機是良好和良性的，也是非法的甚至還是違法的。目前公開政府“三公經費”的支出情況三公消費，指政府部門人員在因公出國（境）經費、公務車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招待費產生的消費，是當前公共行政領域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全國人大常委會2011年6月30日表決通過關於批準2010年中央決算的決議，經財政部彙總，2010年中央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三公“支出合計94.7億元。決算報告還公布了彙總2010年中央行政單位（含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單位）履行行政管理職責、維持機關運行開支的行政經費，合計887.1億元。2012年6月財政部公布，2011年中央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的“三公經費”支出，合計93.64億元人民幣。也是“公共財政”具有明顯的“公共性”的一項有力措施。但現實是，在“公共財政”的使用上問題多多：不僅是用在政府內的“共領域”較多，而用於社會範圍的“公領域”較少；而且是公開地和受監督地使用“公共財政”更少，並且還有假公濟私和以權謀私的現象，如在2011年3月的“兩會”上，有委員就提出了一個一些官員利用公權力和公家經費拿到了“真文憑”的問題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說，自己真正批評的不是文憑造假，而是那些沒有讀書、沒寫論文卻“名正言順”從高校拿到學位的官員。“一個好的領導幹部怎麼可能同時作為一個好學生呢？都是日理萬機的。”蔡繼明教授說，不排除有些領導幹部可以放棄應酬，攻讀博士。但很多人拿的學位是“在職研究生”，不脫產，邊工作邊讀書。目前，清華大學已有一些專業作出限製，必須脫產攻讀博士學位，否則不予錄取。但這些問題在西方社會基本得到了解決。如在香港，稅收的使用就注重了社會效應。典型的例子是，陳先生因為生育了一個孩子又把父母供養在家裏，從而使其獲得了5萬元的生育孩子的免稅額和6萬元的供養父母的免稅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