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載體論
形象地說，“公共心理管理”的載體如同路上的交通工具，它是走完過程和路程的承載體。但載體有不同的形式，既是有形的，又是無形的；既有宏大的，又有細微的；既有快速的，又有慢速的；既有木製的，又有鐵製的；既有陸路的，又有水路的，還有空路的，等等。在目標和方向確定之後，在過程和路程及程序確定之後，承載的體具起著關鍵作用。其中，製度既有“程體”的性質，又有“載體”的性質。而從“公共心理管理”的角度審視，可以起最大作用的還是民眾最關心的問題。當前中國民眾最關心的還是“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執法司法等”問題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麵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而對這些問題的解決，就成為新的載體。其具體形式有物質型的、經費型的、政策型的和機會型的，等等。如解決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住房問題，就發展了公共租賃住房與廉租住房等的載體。從中國人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上可以看出，現實“載體”的變化：從公共汽車到自行車再到摩托車和電瓶車又到汽車的過程可知，“載體”的速度在加快，舒適度在增加，但公共性程度卻在下降甚至降低。由此可以推導出，“載體”的科學性問題，如電影院是放電影的，劇院是演戲的，報告廳是做報告的，教室是講課的，等等。不同的載體如電影院、劇院、報告廳和教室由於功能的不同導致了對載體要求的不同，主要是對這些建築物的牆壁回音的標準不同。最近中共中央要求開會要講實話、有內容的話和脫稿話，也是在打造一個嶄新的會議“載體”——會風，會風反映的是作風，開會也是工作的一種方式，而且還是一種很重要的方式。
但與“程體”不同，“載體”主要在固態和動態兩性上。其中，“程體”有“殊途同歸”之說，但“載體”則是“橋動水不同”。“橋”本身就是最早的過河的“載體”。後來是“船”，再後來是“車”，到現在是“機”。但社會中還有一類“載體”更應該引起注意，如“人”、“組織”、“製度”、“社會”和“氛圍”，等等。作為一個公共管理者不僅要注意“載體”，而且還要設計和打造“載體”。但“載體”一定要與環境或者氛圍配套才能發揮作用，如同“船”要在“水裏”，“車”要在“路上”，“飛機”要在“天上”。用錯了環境和氛圍，往往會事與願違或者欲速則不達甚至還會物極必反。在這方麵，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的報告就選擇了政治語言、群眾語言和學術語言等三種語言來闡述自己的政治抱負和政治主張，就是一個最佳的選擇“載體”的案例。其現實是，已經成形的“載體”是有限的，但需要新“載體”的地方卻很多，且還在越來越多。雖然每個“載體”都是依次蘊涵不同的目標、理念、思路、視角、工具和方法的，主要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的。但在打造新“載體”的過程中卻恰好是相反的，往往是先從問題著手，然後再從方法角度切入，接著才是對工具的要求，等等。又從“高鐵”需要“高鐵路”可以看出，新“載體”需要“新路”。沒有“新路”，任何“新載體”都是難以發揮新作用的。這就要求必須對“載體”和“載路”進行公開和公平的公共管理。它對公共心理的影響甚大。
（三）從態管理
這是從“管理是一個動態”的角度出發對“公共心理”管理的思考。它是對社會的“管理之體”之間運行過程的研究。其實，人隻要活著就是一種動態。活著是以“活動”為前提和紐帶的，不是身在動，就是心在動。一般的管理是“管”身的，而本書的管理是“管”心的。其中，管理“公共心理”是社會的公共性程度高度發展後最外在的一種表象管理。它的影響力將具有滲透力，要滲透到社會心理、群體心理和個體心理。滲透是一個過程，既是一層一層的，又是逐漸的，其前提是一定要把“公共心理”管理好。“公共心理”現在幾乎已經覆蓋了全社會，但覆蓋的厚度是各有不同的，有的很厚，有的卻很薄。這也決定了“公共管理”和“公共心理管理”要在普遍性的基礎上，必須注意每個地方、領域、行業和人群的特殊性。
1.靜態論
這是對靜態的“公共心理”展開的管理。但“靜”卻不是“死”，是“動”的另一種很特別的狀態，並且是由“動”支撐的。它主要是局部的“靜”但整體的“動”，表麵的“靜”但內部的“動”，目標的“靜”但過程的“動”，標準的“靜”但對策的“動”。對靜態的公共心理，公共管理應該注重製度和做法。其實，靜態也有多種形式，其中常規和規律也是一種靜態。
（1）金融政策
隨著存款人數和額度的增加，特別是隨著股民人數的增加，國家的金融政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就決定了在中國的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上調或者下降的作用和影響。尤其是2008年12月25日、2010年1月12日和2010年2月25日的三次存款準備金率上調。對中國社會的經濟運行和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調節作用。它主要通過控製流通領域的貨幣總量來調節經濟運行和發展的速度和力度。其現實是，股市和樓市已經成為公共領域。由此引起了社會的公共心理的變化，也包括民眾對政府、政策和政要的態度變化。但起因卻是金融政策。這可以看到，銀行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通過采用各種方式來調節貨幣、利率和彙率，從而達到調控宏觀經濟的目的。所以，金融政策是由貨幣政策、利率政策和彙率政策三大部分組成的。當經濟危機出現的時候，就需要政府的金融政策做出重大調整，如在1929年的大蕭條中，美國的華爾街股市就暴跌了85%，銀行數量由2.5萬家降至了1.4萬家。這就要求政府實行一種“幹預”理念和方法，從而形成了美國曆史上很關鍵的一步棋子——“羅斯福新政”。還有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得股市、樓市和彙市幾乎都崩盤了，從而使得東南亞乃至韓國和日本陷入了長期的經濟衰退之中。而挽救經濟的態勢卻不能僅靠自然法，還應該有人為法。但現在的“救市”效果已經不是簡單地在經濟，而且還在複雜的社會，特別是更在公共心理。政府能“救市”，說明政府還有能力和力量，還有公信力。但又由於管理的方式是政策，而政策的特點又在於是一種策略，所以又要預防和防止政策後遺症的發生和發展及其發力和發揮。由此形成一個概念：一項政策一旦達到了其製訂初期的效果目標，就應該及時地調整和變化政策。那種“政策長期不變”的說法不是在誤導人就是在忽悠人。從1984年到2010年的26年中的32次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就說明了政策的基本特征和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