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從客體的角度來審視“公共心理管理”就會發現，要想把“公共心理”管理好，就必須注意管理主體的來曆及其變化。那種來自“公共心理管理”客體的主體才是最佳的“公共心理管理”主體。它與中國共產黨的“聯係群眾，來自群眾和得到群眾擁護”的“群眾路線”產生的管理主體和管理思路及對策十分接近。在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路線”中，“客體”是無疑具有客觀的標準性的。鄧小平的“三個有利於”“三個有利於”指的是一要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二要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三要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是鄧小平在1992年初視察南方時提出的，被視為人們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斷標準。將客體的客觀標準性提到了一個具象化的範疇中。還有“人民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評價的標準”這是溫家寶2011年1月25日主持召開工人、農民、學生等基層群眾代表座談會征求對政府工作報告及“十二五”規劃意見時所說的話：“最能評價政府工作好壞的是群眾，最能反映政府工作情況的是基層。群眾的意見使我們知道政策貫徹落實情況，知道群眾的困難和問題所在。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我們應該為人民謀利益並自覺接受人民的監督。群眾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是衡量政府工作好壞的唯一標準。”也是把“對象”當作“客體”的一種典型概括。一旦以“客體”的麵貌來概括的時候，就意味著它基本擺脫了那種被動的和消極的狀態，而進入了一種隨時隨地都存在反擊可能性的狀態。自從首先在哲學的範疇中確立了地位開始，它就是與“主體”呼應、互依和互動的，並且隨時都有可能互位、互換和互化的。所以，它一定是辨證哲學的邏輯結果，要充分看到其中的主體和客體之間是運動的、變化的和發展的。但現實是，純粹客觀的標準已經不存在和產生作用了。現實存在和作用的是已經有主觀融入其中的客觀標準。這可以從擬人化的表述和描述中得到啟示。其實，很多時候並不是客觀發生了變化，而是審視和觀看客觀的主觀發生了變化，所以主觀中的客觀才變化的。現實中最具有主觀性的客觀就是製度。它本來是人們和人類主觀的產物，但一旦形成和產生後，它就具有了一種不以人的意誌轉移的客觀性。它從近處看是一種客觀性，但稍微遠點看就是一種主觀性。何況，任何客觀也是從一個主觀的環境和氛圍中生長出來和成熟起來的，其中無不帶著主觀的烙印以及主觀的特色。這就決定了對待同樣的客觀問題，為什麼就會有和會用不同的主觀方法來解決。其中，在方式和方法上，不僅有左右的區別，而且還有高低的不同；不僅有寬窄的不同，而且還有良惡的差異；不僅有快慢的分別，而且還有深淺的區分。特別是在“公共心理管理”方麵，客體的客觀性和轉化性尤其明顯，應該引起特別注意和重視直至對策和措施。
3.程體論
這是與“公共心理管理”的過程和路程特點有關的社會之體研究及其結論，在以往的管理研究中，一般是忽視和忽略這個“程體”的。但其實是，有怎樣的過程，就需要怎樣的路程，然後就需要怎樣的程序。近代以來的政治發展的主要特點就是一種對程序的注重。這種重視甚至到達了一個價值層麵，或代替價值的效果。其中，雖然從一個點到另一個點的過程和路程是客觀的，但究竟選擇怎樣的“點”和“的”作為過程和路程的兩個端點則是主觀的。尤其是隨著計算機軟件的發明和使用，完成“兩點”和“兩的”之間的程序之體又是完全可以主觀創造的甚至是不斷創造的。由此形成了這樣的狀態：一般都是過程決定內容和性質。所以，過程的是否公開和公正又決定著內容和內涵的是否合理甚至合情。而如果把“過程”放在一個“曆史的長河”中審視就會發現，原來“過程”還是“曆史”。這就決定了對“曆史”的認識還需要加深。曆史的過程和程序是具有客觀的合理性的。黑格爾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也可推導出“凡是曆史的都是合理的”結論。所以，研究曆史其實就在研究曆史的合理性問題。如果想避免曆史的類似和雷同發生，則必須是改變相似的曆史合理性的要素和機理。這可以從“俄羅斯民眾認為‘819’是一個悲劇”上得到一些詮釋：在俄羅斯，持這個觀點的民眾從2001年的25%上升到了2010年的36%就說明，不要輕易否定曆史。每個曆史或者每段曆史都有其曆史的合理性。如對俄羅斯人在1991年的選擇，現在俄羅斯人的觀點是旗鼓相當的：37%的受仿者認為是錯誤的，但30%的人則恰恰相反，還有33%的人則無明確認知。由此引發的是對過程、曆史和程序的反思問題。但實際的情況是，人們不僅應該在程序形成之後再去批判程序，更應該在程序創造之前先把價值的內涵輸入程序之中。它如同西方法律製度的設想、設計和設置一樣。
特別是，“公共心理管理”要強調一種公眾性和公開性，所以就決定了其“程體”的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尤其要加強對管理程序的研究和嚐試。其中，程序決定路徑，而路徑又決定方式方法，而方式方法又決定工具。這就特別需要一個對長程序的規範化問題。過程和路程越長，則路上遇到的問題和障礙也會越多，幹擾的因素也會隨之越多，出現問題的可能性也會隨著過程和路程的越來越長而越來越多，所以也就要求越來越規範化、程式化和正式化。但問題在於，怎樣把好的理念用科學的程序規範、程式和正式起來。其現實是，“程體”的走勢呈現了兩個極端：一是形式化的趨勢，二是內涵化的趨勢。隨著計算機使用的擴大，人們對“程序”的使用也在擴大。但對“程序”的概念，人們不是不足就是過之。現在，民心的傾向還是在於對格式、形式和範式的相信甚至崇拜。現實中，人們甚至有一種要以程序否定價值的傾向。它也是現在西方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則、理念和思維。但它其實是不科學的，甚至還是假科學的。應該是內涵與形式的統一、價值與程序的統一、理念與方法的統一，等等。但傳統的統治、管理和治理方式卻是不注重“程式”和“程體”的。而“程體”的最基本形式又是製度，既有法律製度，又有政策製度。而無論是法律還是政策，都要做到公開、公示和公平，都要以憲法作為基礎。憲法不僅要有概念、理念和觀念，還要有過程和程序。所以，要做好管理中的“程體”工作，就必須做好憲法的製訂和修訂工作，其中固然不可缺少對優秀治理遺產的繼承和發揚，但最主要還是要創新一個社會或者國家的核心價值體係。當前中國人們之所以比較重視“程式”和“程體”甚至“程序”，而相對輕視甚至忽視“內涵”、“價值”、“精神”和“信仰”，就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尚未成長和成熟起來，也就尚未得到人們廣泛和普遍的認同和接受。這也與社會主義社會尚處於一個前期階段有關。一般一個社會形態的核心價值要到其運行中期的時候才能比較完整和成熟起來，而提倡並著手構建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體係則可以早一些甚至更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