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不同文明間的溝通和理解有助於消弭世界上的衝突、歧視和戰爭，促進國際和平。比如，建立“文明聯盟”的倡議目的就是敦促各國領導人在政治和文化領域采取切實措施，避免包括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在內的消極發展加劇。文明聯盟高級工作小組的報告建議通過教育、媒體、移民和就業等手段推動文明間的交流與理解，重建具有不同文化和信仰的人民之間的互信，化解隔閡。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表示，不同文明聯盟的努力是對執行聯大2006年通過的反恐戰略的有益補充，也是對聯合國開展預防外交及推動可持續和平的有力支持。一些國家的前領導人也認識到了這項工作的意義及重要性。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於今年早些時候建立和啟動了一個“信仰基金會”，他認為，在全球化時代，最重要的是讓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增進了解、和平共處、相互尊重。信仰基金會就是旨在增進不同宗教間的了解，通過宗教信仰鼓勵人們與全球貧困作鬥爭。布萊爾認為，通過強調各大宗教普遍蘊含的尊重、公平和同情的價值觀，信仰有助於團結世界，讓世界朝更好的方向發展。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文明和信仰間開展對話正在呈現出一種方興未艾的加速之勢。
最後，各種行動倡議的層出不窮也表明，不同文明的對話才剛剛開始，任重而道遠。如果說各種對話的紛紛進行已形成了一種主潮甚或“熱潮”的話，那麼，人們不應期待這些努力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架起信任的橋梁，推行寬容，在不同文化間建立友誼，這些理想也許說來容易，但要把它們落實為實際行動從而改變人們的看法、言論和行動，顯然要困難得多。在現實中，存在著多種妨礙文明對話深入進行的因素，這些妨礙因素可能來自兩大方麵，一是人們頭腦中的各種成見和偏見，其中有些甚至是根深蒂固的，並不那麼容易消除。更嚴重的是，某些西方國家常有一種遏止不住的衝動，欲把自己的偏好強加於他人和別國，這就極易引向摩擦與不和諧，加深情緒上的對立。二是世界的現實生活中還存在著種種不公平和不公正，發展的鴻溝遲遲不能縮小，更不用說填平，在很多時候還在繼續擴大，它引起了人們的憤懣和不滿。某些強勢國家在行為中經常違背它們公開宣布的價值觀和原則，使人們對於其誠信和作出努力的意義產生懷疑。
文化和文明當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發展的。然而，它是世界政治中的慢變量，其變化是緩慢的和漸進的。人們必須具有足夠的耐心，懷抱著對未來的希望，培養一種對話的文化，在對話中達成更多的相互理解。一種對話的文化意味著對話成為了一種習慣，當問題和疑慮產生時首先想到對話，借助於對話，通過對話和說服來解決問題，而不是動輒訴諸強力，用強力來壓服。這種辦法雖可能收效於一時，但其效力終究是短暫的，問題還會延續和潛伏著，一旦條件具備時還會爆發。相反，經由對話達成的解決辦法看起來緩慢，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但往往是更為有效、更具有持久性的解決。
大約三年前，加拿大人類安全中心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現在世界範圍內戰爭的數量比過去減少了，而且殺傷性在降低；種族滅絕的行為也變得越來越少見。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世界上武裝衝突的數量減少了40%以上，與此同時衝突造成的死亡人數也大幅度下降，每年每場衝突的平均戰場死亡人數，已由1950年的3.8萬人減少到了2002年的600人。1990年到2003年，武器貿易額下降了三分之一。1993年到2003年，難民的數量也減少了30%。如果這些研究發現基本準確的話，那麼對文明衝突的宿命論是否也是一種駁斥呢？是否使世人更有理由懷抱希望呢？文明衝突論的提出，給了世人一種警示，促使身處於各種文明和文化中的人們努力防止它的出現。這大約是亨廷頓的高論所產生的意想不到的效果，當前世界上正在蓬勃進行的各種文明對話與此應不無關係。但文明對話的開展絕對不應“歸功”於亨氏，它是世界各國的人們更為崇高的追求。任何時候，人類都不應放棄追尋理想和希望。千裏之行，始於足下。我們有理由期待業已成為一股潮流的各種文明對話能夠在潛移默化中促進世界的和平與和諧。
（載《文彙報》2008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