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與中國劄記-三五 “文革”中的一粟——關於《摘譯》

《摘譯》的每一期都設定了一二個或二三個主題來選譯和編排文章，其中有一些對於有關問題的研究，至今仍不失參考的價值，這也是我把它們買下來的原因。

試舉一例。1975年第4期（也是總第4期）上登載了英國史家阿諾德·湯因比的“誰將繼承西方在世界的主導地位”一文，文末標明譯自1974年9月號美國《思潮》月刊，此文原載1974年夏季號英國《地平線》季刊，譯者即為張仲禮。在湯因比看來，“將繼承的”不會是蘇聯或日本，它們在這場競賽中已經被淘汰了，而黑非洲和印度也已被淘汰了，必須向東亞的社會去找西方的繼承人。作為西方的潛在的繼承人，最具備經得起資格審查的就是中國。“中國現在已跨出了步子，走進了今天廣闊的世界，但我們還不知道它在這個全球性的舞台上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它可以僅僅成為第三個相互競爭的超級大國，但是由於全世界處於目前這樣的境地，中國有著一個擔任更具有建設性的角色的機會。”想一想這些話寫於近40年前，可以看到湯氏的預見力頗為驚人，至今依然有效，中國不正是“走進了今天廣闊的世界”了嗎？不正是有“擔任更具有建設性的角色的機會”了嗎？這“湯因比之問”，比今天人們談論中國崛起、中美G2（兩國集團）、“當中國統治世界時”（有點聳人聽聞）之類的觀察家早了30年左右。在該文中，湯因比注意並指出了中國曆史上王朝周期性更替的規律。“19世紀中國社會的崩潰隻是一係列周期性的崩潰中的一次。這種崩潰一般導致了改朝換代，而並未帶來任何根本性的改變。”指出這一點也早於20世紀80年代兩位中國學者用係統論方法寫出的《興盛與危機》，當然，這一點也許更早時便已有人指出了，但湯因比作為一名史家的思想穿透力已由此可窺一斑。想順便一提的是，當年發表這篇文章的《地平線》季刊不知“何方神聖”？我雖在英國大學有一段讀書的經曆，後又幾度赴英，卻從未聽說過或見到過《地平線》，估計已不存在了吧？

同一期在“所謂議會道路”標題下摘譯了三篇文章，外加一篇出自“上海八一鑄鋼廠青年工人諸自建”之手的評論文章《此路不通》，集中於南美國家智利的政治發展。1970年，智利社會黨人阿連德領導“人民聯盟”贏得大選勝利，當選總統，一時被視為經由“和平過渡”進入社會主義的實例，但“好景”不長，1973年的“9·11”，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阿連德政府，阿連德本人身亡。皮諾切特奪權後在位17年，直到1990年交出權力為止。在此期間，智利在政治上實行高壓，根據後來智利政府的一份報告，在那17年間，有3197人死於該國秘密警察之手或失蹤。在經濟上則實行自由放開，起用深受芝加哥大學自由市場理論家米爾頓·弗裏德曼影響的一批人策劃和實施經濟政策，經濟取得較快增長。這一情形與韓國樸正熙治下的18年（1961——1979）頗為相似，在樸正熙領導的18年間，韓國擺脫了經濟落後狀況，實現了經濟起飛，成為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但那一時期政治上的高壓卻頗為人詬病。1979年，樸正熙為其親信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所刺身亡。此前數年，就曾有刺客欲刺殺他，不料子彈打中的是他身旁的夫人陸英修，夫人無辜身亡。他們的女兒樸槿惠，剛於前些時當選新一任韓國總統，創下韓國曆史上父女出任總統的先例。而智利皮諾切特的個人命運則要好些，盡管一直有人提出要審判他，卻能於2006年12月得以善終。智利皮氏和韓國樸氏當政期間國家政經的驚人相似，不知是不是一種必然，抑或是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這是值得研究者們深長思之的。《摘譯》為我們留下了一些有用的曆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