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期在“所謂議會道路”標題下摘譯了三篇文章，外加一篇出自“上海八一鑄鋼廠青年工人諸自建”之手的評論文章《此路不通》，集中於南美國家智利的政治發展。1970年，智利社會黨人阿連德領導“人民聯盟”贏得大選勝利，當選總統，一時被視為經由“和平過渡”進入社會主義的實例，但“好景”不長，1973年的“9·11”，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阿連德政府，阿連德本人身亡。皮諾切特奪權後在位17年，直到1990年交出權力為止。在此期間，智利在政治上實行高壓，根據後來智利政府的一份報告，在那17年間，有3197人死於該國秘密警察之手或失蹤。在經濟上則實行自由放開，起用深受芝加哥大學自由市場理論家米爾頓·弗裏德曼影響的一批人策劃和實施經濟政策，經濟取得較快增長。這一情形與韓國樸正熙治下的18年（1961——1979）頗為相似，在樸正熙領導的18年間，韓國擺脫了經濟落後狀況，實現了經濟起飛，成為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但那一時期政治上的高壓卻頗為人詬病。1979年，樸正熙為其親信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所刺身亡。此前數年，就曾有刺客欲刺殺他，不料子彈打中的是他身旁的夫人陸英修，夫人無辜身亡。他們的女兒樸槿惠，剛於前些時當選新一任韓國總統，創下韓國曆史上父女出任總統的先例。而智利皮諾切特的個人命運則要好些，盡管一直有人提出要審判他，卻能於2006年12月得以善終。智利皮氏和韓國樸氏當政期間國家政經的驚人相似，不知是不是一種必然，抑或是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這是值得研究者們深長思之的。《摘譯》為我們留下了一些有用的曆史資料。
再如，《摘譯》以“跨國公司問題”（總第7期）、“曆史上的杜魯門主義”（總第7期）、“慕尼黑事件”（總第13期）等為主題的各組文章，都是如此，也都還有點閱讀價值。
同時，也有不少已被證明是錯誤的或者早已過時的，如創刊號署名為“閃熙”（顯然是“陝西”的諧音，由這個編譯班子的辦公地點“陝西北路”而來）的頭篇文章“病入膏肓，回天無術”，稱“一場震撼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正在迅猛發展，美蘇兩霸特別惶恐不安……這場正在發展中的經濟危機，又一次證明，資本主義製度已經病入膏肓，回天無術了。”“我們不能相信帝國主義要緩和的一套謊言，特別要警惕社會帝國主義渾水摸魚，發動突然襲擊。”這些話語，顯然是“極左”思潮留下的印記。又如關於“資本主義在蘇聯複辟問題”和“修正主義企業管理”等，均屬此類。
今天，我們對外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了解早已超越了當年“供批判用”的階段。回頭看《摘譯》，也再次證明了，隻有實事求是，從事實出發，有理據、紮紮實實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而不是大批判式的文章，才是真正經得起曆史考驗的。《摘譯》中的篇章，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2013年5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