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做事須審慎——天下事貴在謹慎
仕途其實是危途
宦途原如大海，由京曹而蒞外任，則如從內港而放外洋，乍見風濤奇險，目眩神駭，回顧無涯，覺獨泛孤舟之可危，思艤近島嶼以求安，而不知三神山亦自無有定所。唯冀穩慎捩舵，以忠信涉波，或有如履平地，終登彼岸之一日，幸無過於焦灼也。
——曾國藩
伴君如伴虎，誌為人臣者其實選擇了最危險最艱難的一條道路。為官者，立於上位，注定要天天擔驚受怕。一則他們在時刻提防著自己會被別人顛覆，自己的地位會被別人取代；二則要關心皇帝的喜惡，生怕一個不留神、一個不小心丟了項上人頭。即便終日提心吊膽，仍然有許多人選擇了仕途，義無反顧。
如何在官場宦海之中，做一根不沉的浮木是很有學問的一件事。曾國藩認為為官者必要小心做事，以求心安。曾國藩自從深入官場就將“小心”二字刻在心中。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國藩敗挫多年，慎極生葸，常恐一處失利，全局瓦解，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也。”這段話說明曾國藩的小心謹慎是從無數次失敗的經驗之中獲得的。曾國藩亦同常人，是經由一步步的失敗才攀爬到成功的巔峰。據他自己總結，他這一生隻有四次關乎全局身家的大錯誤。這四次錯誤分別是湘軍第一次出兵、湖口之敗、三河鎮兵敗和祁門之圍。幾乎每一次，曾國藩都是死裏逃生。這幾次兵敗，他損失了麾下猛將，丟了湘軍精銳，教訓是慘痛的。倘使這樣慘痛的經曆也無法令他幡然醒悟，他斷然不會成功。軍事上的謹慎小心是不夠的，在官場之中更應如此。曾國藩自己都笑談，打敗仗不可怕，可怕的是官場風雲。這世上人心最不可測，戰場之上，還有跡可循，而官場不是戰場卻勝於戰場。
同治繼位，慈禧垂簾聽政，掌握著清王朝的生殺大權。慈禧剛一掌權就夥同恭親王奕，囚禁處死顧命大臣肅順、端華等八人。肅順等對曾國藩曾有著知遇之恩，這消息不由得讓他為之震驚。自此，曾國藩更是提心吊膽，不敢犯絲毫錯誤。當然風波總是要波及曾國藩的，正所謂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曾國藩在慈禧眼中畢竟如眼中釘一般地存在。在太平天國滅亡之時，對於曾國藩而言也到了兔死狗烹之際。為了保全自己，曾國藩選擇了以退為進，自斷羽翼，才得以保全。
仕途之中，權者為上，唯小心謹慎才能得以生存。有些時候，就算有些莫須有的罪名落在風暴之中人的頭上，也隻能自認倒黴。就以周亞夫為例。
周亞夫是漢朝開國功臣周勃的兒子。周勃去世後，周亞夫繼承了父親的爵位。他不愧為將門之後，治軍嚴明，深得漢文帝信任。
剛直不阿的周亞夫在文帝時恩寵不衰。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景帝即位後，周亞夫雖屢立軍功，卻因堅持己見得罪了景帝的弟弟梁王，進而得罪了竇太後，使景帝對其心存不滿。隨後因直言勸諫景帝廢立太子，使景帝很沒麵子，又因以宰相身份勸阻景帝隨意封侯，使漢景帝一怒之下撤了他的宰相職務。
後來，周亞夫的兒子買了五百副仿製的盔甲做陪葬品用，卻被人誣陷謀反。景帝趁機把周亞夫交給了大理寺，將其打入大牢。大理寺審訊他為什麼要謀反，周亞夫說：“我兒子買的都是葬禮用的仿製品，怎麼會謀反呢？”大理寺的正堂答道：“即使你在地上不謀反，到了地下你也想謀反！”周亞夫至此才明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後來，他在獄中絕食而死。
鳥盡弓藏。對於一些掌權者來說，有能力的人是他們的工具，用完了不希望他們與自己來分享勝利果實，隻可共患難不可共富貴。爭天下時，務求得人，禮爵有加；一旦政權在握，轉而大肆屠戮功臣，誅滅異己。在中國的曆史舞台上，統治者與開國功臣之間常常玩起“兔死狗烹”的遊戲。在現代生活當中，也常常會見到這類的情景，特別是在職場裏，當共同取得事業的成功之時，也是合作者反目成仇之際。
但“兔死狗烹”之事有違人道，乃小人之輩的卑鄙行徑，長此以往，必然有失人心，眾叛親離，社會終究還是不能容納這種忘恩負義之徒。在生活中，要盡量看清身邊每一個接近自己的人，千萬不要錯信了小人，令自己陷入被人陷害的絕地。
欲速不達，該穩則穩
恒言“平穩”二字極可玩，蓋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險亦有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
——曾國藩
人們都說這世上隻有兩種動物能爬上金字塔尖，一個是雄鷹，一個是蝸牛。前者依靠的是天賦，後者則是一步一步地累積。雖然蝸牛爬得慢，但是它比起投機取巧之徒更容易取得成功，因為投機取巧之人始終走的不是正途。
欲速則不達。曾國藩覺得人無法顧全環境中的變化因素，所以需要踏實地走出每一步。成功的人分為兩種：一些人身負異稟很早就嶄露頭角，另一些人則大器晚成。兩者的區別為前者“小時爾耳、大時未必佳”，後者則是“梅花香自苦寒來”。曾國藩從不信先天的優劣能夠決定一切。他更看重的是一個人後天的努力，人做事就應該穩中求勝，這才是正道。無論帶兵打仗還是仕途求官，曾國藩都堅持著這樣的正道。
就拿天京一役來說，曾國荃的湘軍已圍困天京一年之久，卻不見取勝。試過了各種方法，無論火攻還是挖地道都沒辦法攻入城內。朝廷和輿論的壓力隨之而至，可是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曾國藩依然沒有冒進。他寫信規勸曾國荃“望弟無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穩適”，又言我輩辦事，成敗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唯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主者，亦曰：“不隨眾人之喜懼為喜懼耳。”就這樣僵持了兩個月，他們取得了此次戰役的勝利，天京終於被攻占。
曾國藩穩紮穩打的方法我們要學習，當機會來臨的時候，我們也要牢牢地將它抓住。積累足夠的實力，憑著經驗作出最正確的判斷，絕對不能冒進。成功者、聰明者懂得計算認輸所損失的比率，知道如何做才能增加成功率，在有絕對把握的時候，他們能夠忍受別人無法想象的苦難，甘願委屈自己。
範雎是戰國時期魏國人。他才華橫溢，卻由於出身寒微，隻能在魏國中大夫須賈的府中任事。一次，須賈奉魏王之命出使齊國，範雎作為隨從一同前往。齊襄王早知道範雎有雄辯之才，等他一到，齊襄王便差人攜金十斤及美酒贈予，以表示他對智士的敬意。範雎對此深表謝意，卻未敢接受贈禮。他受賞這件事招來了須賈的猜忌，須賈執意認為他出賣了魏國。
須賈回國之後，將“範雎受金”的事告訴魏相魏齊。魏齊不辨真假，對範雎用了大刑。範雎肋骨被打斷，牙齒脫落，蒙冤受屈，申辯不得，隻好裝死以求免禍。他假死後，魏齊讓人用一張破席卷起他的“屍體”，放在廁所之中。範雎買通廁所守衛，僥幸逃脫，在一個叫鄭安平的朋友的幫助下隱匿起來，改名為張祿。
此時秦國一個叫王稽的使節來到魏國。鄭安平得知此事，便扮成吏卒去侍奉王稽，尋找機會向他推薦範雎。一天，王稽在下榻的館舍向鄭安平打聽魏國有沒有願意與他一塊西去秦國的賢才智士，鄭安平立刻向王稽陳說範雎的才幹。王稽立刻接見了範雎，被他的談吐折服，帶著範雎歸秦。
他們一路緊趕，來到秦國境內的京兆湖縣，不巧遇上了秦國穰侯魏冉。此人厭惡招納別國的客卿。又是權臣，得罪不起，範雎主動要求藏匿，躲過了魏冉兩次的搜索，與王稽順利回到秦都鹹陽。入秦後，他充分施展辯才遊說秦昭王，取得信任。秦昭王采用範雎的謀略，對內加強了秦國的中央集權，並采用遠交近攻之法完成霸業。數年之後，範雎被秦昭王任命為秦相，成就了自己的一生。
範雎兩次避難，都采取委曲求全的方法，成功地避過了各種禍端。他沒有因為災難重重而氣餒，相信自己終會被用，並且一步步走向成功。兩位智者都能夠穩健踏實地走人生路上的每一步，就算是有困境，也不會放棄。他們總是能夠運用自己的才智轉危為安，最後取得成功。對於整個人生而言，沒有人會一輩子一敗塗地，除非毫不爭取，成功的概率是巨大的，關鍵是看你如何用“不成功”來促使“成功”的產生，學會從“敗”中取勝，“穩”中求贏。
富貴權勢，縱然令人垂涎，但也講求方法。人應該懂得不在無準備的時候冒險。不是每個人都是愛因斯坦，擁有高人一等的智商，作為普通人，更應該遵從曾國藩的教導，像蝸牛一樣，堅定不移，一步一個腳印地向成功進發。
聰明人隻偶爾嶄露頭角
潛龍在淵，要時刻隱藏自己，隻偶爾嶄露頭角。
——曾國藩
在曾國藩的字典裏，一直深藏一個“渾”字，即“糊塗”的意思。雖然這個字不是他為人處世的最重要的準則，但是對於他的成功也是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曾國藩並不是一開始就懂得這個字的妙處，而是在經曆了一番挫折之後才深曉“深藏不露”的珍貴含義。
由於家風的影響，曾國藩的性情剛烈，這是性格上的一種優勢，但有時也會帶來消極的後果。剛開始進入官場的時候，曾國藩常常不能忍受其他官員的作為，總覺得他們的做法有辱官場的名聲，所以一直在很努力地維護秩序。偶爾遇到看不順眼的事情，就會馬上奏請皇上，希望皇上能夠給予根除，但是皇上並不將重心放在官員的管製上，這讓曾國藩十分寒心。
道光帝去世，鹹豐帝登基。曾國藩以為看到了新的希望，求治心切，就馬上向皇上奏請，希望能夠整頓官風。可是，皇上一直忙於處理別的事情，並沒有留心曾國藩的奏請。曾國藩見皇上沒有把自己說的事情當成一回事，心裏非常著急，一連四次上奏，希望引起皇上的重視。可是，曾國藩的做法不但沒有對皇上起到督促的作用，還招來皇上的反感：官場裏的事情，皇上怎麼會不清楚，隻是他不願意操心罷了，犯得著一遍又一遍重複嗎？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觸碰其他官員的死穴，自然也不會受到其他官員的歡迎。所以，他們總是在皇上麵前說曾國藩的壞話。
起初，曾國藩是不在乎別人說什麼的，他覺得自己是在為朝廷著想，是在盡自己為官的本分，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歪。直到後來，皇上真的下旨，撤掉了曾國藩在官場上的職位，他才略有醒悟。
被奪權以後，曾國藩的心裏還是不服氣，他曾幾次向朝廷要官職，甚至在太平天國運動十分艱難的時候，以為父親守喪為由，拒絕朝廷的調派，就是希望朝廷能夠給他安排好的官缺，賦予實權。可是，鹹豐帝就是不如他所願。鹹豐帝說：“曾國藩以為我不知道他的想法嗎？他的做法也太明顯了。”這樣的話傳給了曾國藩，他才明白，是自己太愛出頭了，才讓皇上對他產生了猜忌。
在了解了皇上的想法以後，曾國藩漸漸地收斂了自己。堅持了一段時間以後，皇上親自下旨請他出山，在圍剿太平天國運動中委以他重任。
有時候，強出頭並不能給自己帶來好處。總是強調自己的人，往往會招來別人的反感。所以，在平常處理事情的時候，要盡量保持低調，做到深藏不露。等到機會成熟了，再來表現自己，就會取得很好的成效。
曾有一則寓言：一位國王，揮霍無度。一天，他的財政大臣決定策劃一場前所未有、最為壯觀的宴會，來討國王的歡心。
顯赫的貴族以及最偉大的學者，都參加了這場為國王準備的宴會。劇作家甚至還為這次盛會寫了一個劇本，並在晚宴時粉墨登場，予以表演。
宴會之後，眾嘉賓一起參觀財政大臣特意為國王修建的別墅、庭院和噴泉。財政大臣本人陪伴著國王走過呈幾何圖形排列的灌木叢和花壇，觀看煙花和戲劇表演。宴會一直延續到深夜，賓主盡歡，人人都認為這是他們見過的最令人讚歎的盛事。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一早，國王便下令逮捕了財政大臣。三個月後，這名財政大臣被控私自侵占國家財產。事實上，他被指控的罪行全部得到過國王的許可，但財政大臣還是被送上了斷頭台。
因為國王傲慢自負，他希望自己永遠是眾人注目的焦點，無法容許任何人搶占自己的風頭。因此你要記住縱有十二分的才華，也要負一分的表現。太過火的表現極有可能給自己找來禍端。
在生活中，有些人很怕別人注意不到自己，特別是在這樣講究個性的年代裏，如果不能讓別人注意到自己，可能會失去很多機會。但是，吸引別人的注意不是單單靠露出自己的頭角就能實現的，更多的時候需要自己具備足夠的實力，才能成功抓住別人的目光。
戒驕戒傲，得意不忘形
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聲即損，惟小心謹慎，時時若有愆尤在身，則自然無過矣。
——曾國藩
“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天下的道理講究的就是兩極互化。為官做人，最關鍵的是掌握好一個度。自己三思而後行，不要因一時的驕矜，失去了辛苦奮鬥而來的一切。
何為驕矜？驕矜就是指一個人驕傲專橫、傲慢無禮、自尊自大、好自誇、自以為是。具有驕矜之氣的人，大多自以為能力很強，很了不起，做事比別人強，看不起他人。由於驕傲，往往聽不進去別人的意見；由於自大，則做事專橫，輕視有才能的人，看不到別人的長處。對於驕矜的害處，古人研究得十分透徹。
《管子·法法》中說：“凡論人有要：矜物之人，無大士焉。彼矜者，滿也。滿者，虛心。滿虛之物，在物為製也。矜者，細之屬也。”這段話告訴我們，評價一個人，是有一定的標準的，凡是能夠做出一番偉大事業的人，沒有一個是具有驕矜之氣的人。驕矜，是自滿的表現，是空虛的表現，這不是什麼好事。
《尚書·革命》中這樣闡述道：驕傲、荒淫、矜持、自誇，必將以壞結果而結束。同樣的看法在《說苑·叢談篇》中也有：富貴不與驕傲相約，但驕傲自然而然地隨富貴出現了；驕傲和死亡並沒有聯係，但死亡也會隨驕傲而來臨。曾國藩對於這點的看法亦與先賢相同，否則他不會在權力在握之時，功成身退。就連臨終前也不忘叮嚀後輩：“官途險，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風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實屬不易。如帥之和厚中正，以為可免於艱難，不謂人言藉藉，莫測所由，遽至於此。”在臨死之前，曾國藩還再三強調，仕途危險，當官一天就在風波之中飄蕩一天，能夠穩妥的著岸實在是難上加難，做人要謹言慎行，保全名聲，才能保全已創下的家業。
許多人都沒有曾國藩這樣的氣魄和先見之明，因一時的得意忘形而深受驕矜之害。年羹堯就是因為自己不知輕重，得意忘形，最後走上下坡路，命赴黃泉的。
清朝的年羹堯早期仕途一路順暢，1700年考中進士，入朝做官，升遷很快，不到10年已成為重要的地方大員——四川省長官。這個時期是清朝西北邊疆多戰事的時期。當時康熙重用年羹堯，就是希望他能平定與四川接近的西藏、青海等地叛亂。年羹堯也沒有讓康熙失望。
在1718年參與平定西藏叛亂的過程中，年羹堯表現出了非凡的才幹。他當時負責清軍的後勤保障工作，雖然運送糧餉的道路十分艱險，但是在年羹堯的努力下，清朝大軍的糧餉供應始終是充足的，從而為取勝創造了條件。因此，第二年年羹堯就被康熙皇帝晉升為四川、陝西兩省的長官，成為清朝在西北最重要的官員。
這一年九月，青海地區又出現叛亂。這一次朝廷任命年羹堯為主帥前去鎮壓。出兵前，年羹堯突然下令：“明天出發前，每個士兵都必須帶上一塊木板、一束幹草。”將士們都不明白這是為什麼，又不敢問。第二天進入青海境內，遇到了大麵積的沼澤地，隊伍難以通過。這時年羹堯下令將幹草扔進沼澤泥坑中，上麵鋪上木板，這樣，軍隊就順利而快速地通過了沼澤。這沼澤本是反叛軍隊依賴的一大天險，認為清軍不可能穿過沼澤，哪想到突然之間年羹堯的大軍已經出現在他們麵前，一時驚慌失措，很快就被打敗了。
雍正皇帝登基之初，對年羹堯倍加賞識、重用。年羹堯一直在西北前線為朝廷效力，因平定西藏時運糧及守隘之功，封三等公爵，世襲罔替，加太保銜；因平郭羅克功晉二等公；敘平青海功，進一等公，給一子爵令其子襲，外加太傅銜。雍正二年八月，年羹堯入覲時，禦賜雙眼孔雀翎、四團龍補服、黃帶、紫轡及金幣，恩寵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不但年羹堯的親屬備受恩寵，就連家仆也有通過保薦，官做到道員、副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