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觀點平衡
（一）保證觀點的“多元”
要做到平衡，首先要保證觀點的多元性。記者在新聞報道中不應當偏聽偏信，必須強調給予新聞事件所涉及的各方充分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特別是在報道具有爭議性的問題時，要盡可能地將各種不同意見觀點客觀地呈現給受眾。保證公眾的知情權，獲取多元信息，為受眾建構一個相對客觀的擬態環境。
為保證觀點的“多元”，對於重大新聞事件，媒體通常要采用報道與評論互相配合，在做好深度報道的同時，配發評論員文章，深刻分析並揭露事件本質；同時邀請具有較強專業知識和理論水平的專家對新聞進行解讀，提出具有專業、權威和深度的觀點言論。此外，針對相關事件可以組織同題評論，滿足人們對於多方觀點的需求，彙集眾多觀點。
（二）構建一個對話的平台
隨著我國社會文明的加強，公眾社會參與意識的加強，媒體在新聞報道中應積極搭建一個廣泛意見交流和對話的平台，給公眾提供一個更為廣泛的思考空間，自主、理性地進行多元信息的鑒別取舍，促進社會和諧。如近兩年來，在“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婚姻法修訂草案”、“死刑的廢除”等熱門話題中出現了多元的聲音，相關法律的修改引發公眾熱議。各大新聞網站上，紛紛開設相關新聞專題，不僅列舉法律修改出現的問題、爭議的焦點以及專家的言論，而且修法過程中傳出任何風聲，在網絡平台會有很多網民發表意見和評論跟進，引起很大反響。傳統媒體也積極解讀新修改的“個人所得稅法”和婚姻法新解釋等，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及時反饋於草案修訂者，對新法的頒布實施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三）保持評論的中立性
新聞報道中的觀點很多時候通過發表新聞評論來表達，媒體在新聞報道中要把握好報道傾向，保持中立的視角。避免對新聞事實進行曲解或者進行煽動性評論，製造對立情緒。一些媒體由於沒有堅持客觀中立，偏離了平衡報道模式，呈現出非理性的傾向。由於過分強調事件本身的衝突性，新聞報道中充斥著情緒化甚至偏激的言論，這容易引發群體極化，形成“網絡暴力”，對公民的合法權益構成威脅和侵害。如“我爸是李剛”事件中，媒體報道指責李剛父子“道歉做秀”，報道中還有添加了許多感情上的“預判”，如官員“五套房產”的腐敗、河北大學“封口令”等。
五、價值取向平衡
（一）堅持正確的新聞價值取向
首先，新聞報道必須要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新聞媒介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首要任務，在新聞報道中要從社會公共利益出發，正確地行使社會輿論監督權，維護社會的穩定秩序。其次，要堅持人本的新聞價值取向。在新聞報道中體現人文關懷、關注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尊重報道對象，是現代媒體所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如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東方早報》及記者簡光州，以尊重事實真相，尊重個體生命的新聞價值取向，揭露事件真相，毅然發稿。2008年中國媒體在汶川地震中的報道也突顯了媒體的“普世價值”，一改過去重大事件報道“圍著領導轉”的新聞取向，重視生命個體、關注普通百姓，出現了許多令人感動的普通人故事報道，如“可樂男孩”等。
尤其是在一些刑事司法案件中，媒體在進行案件報道時，涉及法律、人權以及犯罪人的生命等重要問題，必須慎重報道，堅持正確的價值取向，把握好平衡，最大限度減少嚴重錯誤的出現，避免出現媒介審判及影響法律判決等現象。如2008年的“楊佳持刀襲警案”，很多媒體都將報道對象稱為“殺人惡魔”，《南方周末》2008年7月18日的頭版發表《殺人者楊佳青春檔案》一文，從生命本源出發客觀地操作新聞，與國內其他媒體在處理同類題材時相比，更具理性、客觀和人文關懷，更加彰顯維護生命本身的尊嚴。
（二）理性的傳播導向
許多媒體由於衝突性把握失當，在報道中出現非理性傾向。在新聞報道中要堅持理性的傳播導向，做好理性報道與感性關懷的平衡，涉及平衡報道的適度問題。如2011年10月發生的“深圳聯防隊員涉嫌強奸案”，該案發生後一經報道，便掀起了巨大的輿情風暴；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部分媒體對於受害人無休止地騷擾性采訪，以及眾多網絡言論對受害人丈夫“懦弱”的無情抨擊，又引發社會輿論對媒體良知和網絡理性的拷問。
能否把握好適度原則、理性報道，很大程度上也突顯媒介的專業素養。如2010年8月23日上午，一輛載有25名乘客的旅遊觀光客車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市遭劫持。在這起衝突性的突發事件報道中，菲律賓當地媒體和國際媒體高度關注、瘋狂追蹤，事發之後當地媒體全員出動，多家媒體重疊報道，過度報道為場麵失控埋下了伏筆；報道中把關不足，未經核實虛假信息報道，造成嚴重的報道失實，如媒體對從車上逃下來的司機說的“人質已全被殺死”消息進行報道，誤導警方倉促采取突擊行動，導致警匪雙方的交火和劫持者的極端行為，造成了惡劣的後果，事件最終造成了8死7傷的悲劇性後果。除了組織指揮、救援能力等方麵原因外，媒體非理性的失衡報道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做好平衡報道，必須在事件報道過程中堅持正確的新聞價值取向，並選擇合乎社會實際需要的理性傳播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