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
我們在說到雲岡石窟時，已經繞不過其中的內容——佛教。其他一係列重要石窟，也都與佛教有關。佛教在中國的山河間以這麼宏大的規模處處呈現，是一個讓人吃驚的文化事件。這是因為，佛教對中國來說完全是一種外來文明，而中國自己的文化濃度已經很高。
請大家想一想，如果佛教所在的印度文明是一種片段存在，那麼，它的局部外移也就不奇怪了；反過來，如果佛教要傳入的中華文明是一種鬆軟存在，那麼，它被另一種文明成片成團地滲入也就不奇怪了。但是，無論是印度文明還是中華文明都早已高度成熟，各有自己嚴整的體係，照理很難再產生結構性的大吐大納。但是，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之間，居然產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跡。
所以，今天我要問大家的問題很艱深：中華文化接納佛教，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
王牧笛：
我覺得是必然的。首先，在中國文化中，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沒有真正的宗教性和信仰力，這就是大缺口。儒家講聖人，道家講真人，但都隻是在生命範圍內兜圈，唯有佛教講到成佛，跳脫輪回，才具有對生死的超越性。
叢治辰：
牧笛講得這麼高深，我倒覺得佛教的門檻很低，即使不識字的老太太也可以說我信佛。但儒家、道家不同，它要求人們有一定的知識素養、文學修養，這是它們難以飛入尋常百姓家，為大眾所接受的原因，也是它們給佛教留下的缺口。
裘小玉：
我覺得魏晉時社會比較動亂，而法家、儒家關注的主要是官方等級思想，比如當時流行的玄學，就隻關注上層社會的士大夫階層，而佛教比較關心百姓疾苦，他們讓人追求來生，追求涅槃，讓普通人產生美好的願望。
餘秋雨：
說得不錯。佛教比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都更關注尋常百姓。我們前麵說過，墨家按理也是關注尋常百姓的，但那隻是從上麵、外麵對百姓的保護性關心，而不能讓百姓自己獲得身心安頓。然而，怎麼才能讓百姓獲得身心安頓呢？這還是要從佛教的內容上找原因。而且，我必須提醒大家的是，佛教並不僅僅是一種平民宗教，很多王公貴胄、博學之士也都篤信。可見，它確實具有中國文化原先缺乏的思想成分。
王湘寧：
秋雨老師，我來自新加坡，我們那裏除了佛教徒之外，還有許多人信奉基督教和***教。和他們相比，佛教隊伍顯得比較寬容，沒有什麼“異教徒”的概念，對“蒼生”一團和氣。而且，佛教藝術很有魅力，佛經裏麵的許多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也很能打動百姓的心。
王安安：
中國原始文化裏也不乏打動人心的故事啊。但我記得秋雨老師曾經在哪裏說過，佛教的特點在於它是真正意義上的對人生本身的關注。“什麼是人生，什麼是快樂？”這些終極問題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有意義，能回答這些問題的隻有宗教。我不得不說，這正是中國本土文化從未真正麵對過的問題。
餘秋雨：
你們各位觀察的角度不同，但都說到了點子上。我綜合一下，那就得出了大家都能接受的結論：佛教既填補了中國本土文化在傳播上的重大缺漏，又填補了中國本土文化在內容上的重大缺漏。它的進入，是必然的。
但是，這畢竟是人類兩大獨立文明之間的磨合，有一段時間，“磨”得相當費勁，“合”得頗為艱難。這個過程，我們如果放開討論起來，話題又多又複雜，會耗費太長的時間，那就讓我匆匆概括幾句吧。
我想大家都聽說過中國自北魏太武帝開始曾出現過幾次“滅佛”事件。由於事情由朝廷發起，對佛教造成的傷害很大。有些曆史學家過於強調了道教在這些事件中的作用，那對道教是不公平的。道教是一個純粹的中國宗教，它的創立和佛教在中國的立足幾乎同時。道教既有深厚的文化淵源，又有廣闊的民間背景，一開始就有不小的社會號召力。在統治者眼中，道教很容易與黃巾起義這樣的農民運動連在一起，因此也曾經受到統治者的禁錮。到兩晉時期道教重新有機會興盛時，佛教已經非常壯大。這就產生了兩種宗教之間的對立情緒，那個太武帝由信奉佛教轉而信奉道教，又懷疑佛教與農民起義有聯係，就下了禁佛令。其實，後來統治者的滅佛、禁佛，又常常與打擊道教同時進行，最實際的理由是僧、道人員太多，作為一個龐大的非生產人口而成了社會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