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文化上遇到的真正對手，是儒家。佛教的“出家”觀念與儒家所維護的家族親情倫理嚴重對立，更沒有“治國平天下”的抱負。按照佛教的本義，這種抱負是應該“看空”“放下”的。由此可見，儒家不是在具體問題上，而是在“綱常”上，無法與佛教妥協。而且，從孔子開始，儒家對於堯、舜、禹、夏、商、周時代的“王道”多有寄托，而那時候佛教還沒有傳入。任何一個皇帝的滅佛命令，到太子接位就能廢除，但儒家的綱常卻很難動搖。你們都讀過韓愈的《諫迎佛骨表》，那就是代表著儒家文化的基本立場，在對抗已經很強大的佛教。
這場對抗的結果如何呢？大家都知道，既沒有發生宗教戰爭，也沒有出現重大湮滅。反而，實現了精神文化的良**會。佛教進一步走上了中國化的道路，而儒學也由朱熹等人從佛教中吸取了體係化的理論架構之後完成了新的提升。
現在，事情又回到了我們談話的起點，佛教究竟憑什麼在中國形成這麼大的氣候，最後還融入了中國文化？
對於這個問題，我已經寫過一篇文章，幾家權威的佛學刊物都轉載了，你們也許已經看到。我找了四個答案——
第一，別的學說雖然也會涉及人生，卻不會集中地關注人生。隻有佛教，全部聚焦於人的生、老、病、死，研討如何擺脫人生苦難。表麵上看起來，世間大事是朝廷社稷、征戰勝敗、門庭榮辱。但佛教堅定地認為，那些都不重要。結果，反把最高貴的人和最低微的人拉到了一起。
第二，佛教經典很多，教義很深，但基本立論卻幹淨利落，鞭辟入裏，不像其他學說那樣繞來繞去說不透徹。例如，佛教斷言人生是苦，苦因是欲，滅苦之途是建立“無我”“無常”的覺悟……這種痛快勁頭，讓大家覺得醍醐灌頂。
第三，佛教因戒律明確，為人們顯示了參與規則。乍一看，戒律是一種阻擋，其實就像欄杆、籬笆、圍牆，反而證明它切實存在，可以進入。相比之下，要成為儒家的“君子”卻隻能意會，好像沒有障礙，但難於步履清晰地拾級而上。
第四，佛教有一個嚴整而可以辨識的弘法團隊，他們有序、集中、大體統一、代不絕人，成了佛教教義的人格示範。
以上這四點未必準確，卻來自我自己的切身體驗。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出生在浙東農村，那時一片兵荒馬亂，盜匪橫行，走再遠的路也找不到一個識字的人。因此，也絲毫不存在現在不少文化人幻想的那種人人都懂得《論語》和《三字經》的景象。唯一的文化纜索，就是小廟、袈裟和天天念經的婦女。她們讀不懂佛經，但從僧侶們的行為中知道了一些基本佛理和戒律，由此覺得有了依靠和指望。而她們作為當家人，又強有力地影響著一個個村莊。我的這個記憶，被很多來自不同地域的長輩和同齡人所印證。例如前幾年我在台灣佛光山與星雲大師舉辦公開對話會，我的童年印象與他的童年印象驚人相似，而我們的家鄉並不在同一個省份。這些不謀而合的記憶，大體可以說明佛教在遼闊土地上的超常生命力。
供你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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