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
我沒想到你們會流暢地背誦這麼多詩，是昨天晚上臨時準備的吧？不過我剛才看到了，不管準備沒準備，在發言中能夠背誦一些好詩的年輕人是很耐看的。無論男女，都是這樣。你們知道這是為什麼嗎？因為在背誦的時候，一種最高等級的古典美麗，被興高采烈地召喚到了自己的眉眼之間。當然，要背誦的必須是好詩，好得讓人覺得應該背誦，那就自然了。如果磕磕巴巴地背誦幾句並不精彩的古詩，那就有低質賣弄之嫌。
對這些詩，我想談一種感覺。李白、杜甫的詩能裹卷我們，但是李商隱、杜牧的詩卻沒有這種裹卷力。讀他們的詩，我們似乎在偷窺遠窗的身影，影影綽綽、撲朔迷離又風姿無限。有的詩句也能讓我們產生自身聯想，但那隻是聯想，而不是整體共鳴。
晚唐的詩，不要求共鳴。這一點顯然衝破了文藝學裏的好幾個教條。晚唐的詩，隻讓我們用驚奇的目光虛虛地看、片斷地看、碎碎地看，並由此獲得另類審美。這有點像歐洲二十世紀美學中那種阻斷型、陌生化的審美方式，別具魅力。
產生這種創作風尚的原因，與時代有關。豪邁或哀愁的詩情已被那麼多大詩人釋放完了，如果再釋放，顯得重複，也不真切。為什麼會不真切？因為整個社會已失去盛唐氣象。因此，盡管很多二流詩人還會模仿前輩，而一流詩人則必然轉向自我，轉向獨特，轉向那個與社會共同話語脫離的深秘領域。這裏，文學建立了一種新的自信：即使不涉及社會共同話語，也可能創造一種獨立的美。現在我們知道了，這種獨立的美，反倒純。
從初唐、盛唐到晚唐的詩歌發展模式，我把它看成是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現的輪回規程。從氣象初開到宏偉史詩，再到悲劇體驗，再到個人自問——這個模式，反複地出現在世界各地成熟文學的每一個發展段落中。
我們這樣來討論唐代文學，當然遺漏了很多重要人物和重要作品。例如，散文領域的韓愈和柳宗元。尤其是韓愈，在中國文化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但是，散文不如詩歌經得起隔代傳遞，而韓愈的文學主張我又不喜歡。在很多情況下，不少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文學現象漸漸暗淡，我們沒有必要抗拒時間而把暗淡了的一切重新照亮。後代的文化史目光，應該尊重時間的選擇。
對於下一個跳躍，我想以一個問題開始。我們現在要選一個唐朝滅亡之後出生的人，來作為唐代文學最搶眼的餘光，你們能猜出這是誰嗎？
王安安：
當然，李煜。
餘秋雨：
當然，李煜。他的帝王權位和他的文學成就，如此矛盾地並存於一身，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奇跡。
李煜在文學上的最大貢獻，在於為中國詩歌的一種重要體裁——詞，樹立了一個重要的裏程碑。
李煜把詞從民間演唱上升到了士大夫的藝術等級，甚至進入到最雅致的美學高地。事實證明，在他之後，這種文學體裁可以無愧地與楚辭、漢賦、唐詩比肩了。甚至有人認為，連後來宋代的辛棄疾、李清照，也都隻是李煜的餘風。
作為一個無能的帝王，他在生活中是那樣的多愁善感，那樣的風花雪月，那樣的無奈窩囊，但是他的詞卻堂堂正正地屬於豪放派。即使在悲哀的時候也是一片故國山河，而且語言幹淨利落，曉暢明白，直達人心。
皇帝或者政治家中也有喜歡寫詩的，有些也寫得不錯，如劉邦、趙匡胤，因為他們的生命力很強健，直接體現在文化形象上也豪邁可喜。如果要在帝王的詩作中作一個優劣排列，我說過，即使是曹操的兒子曹丕也隻能是第二名，第一是李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