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霄：
王陽明的心學繼承了陸九淵並發展到高峰，他認為心即理。還是用杯子來舉例吧，朱熹認為有一個杯子在，杯子有杯子的理，但王陽明不認為有杯子的理在，他覺得理在自己的心裏，心和理合一。理是什麼？理是心的一種結構，所以就不存在外化於自己的杯子了。王陽明格竹子七天七夜，格到自己大病一場，覺得這樣格竹不行，就在靜坐的過程中來格物，其實這時就不再是格外界的物，而是正心。王陽明的學說最後成為一種正心的學問，凡事反省內求了，這大概是他最主要的特點。
王牧笛：
我補充一下。傳說王陽明跟一個得道禪師對話，聊累了休息，王陽明突然問，禪師你現在還有家嗎？禪師說有啊。王陽明說你家裏還有誰？禪師說我母親還在。王陽明問，你想念你的母親嗎？禪師靜默了很久才說，我怎能不想她呢？禪師潸然淚下，第二天就打包還俗，看母親去了。這說明通常在我們看來高高在上的人有著同樣的心、同樣的性。而這個心性，對你我來說，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一致的。這雖是個小故事，但可以反映出王陽明怎樣通過心和性來看待世界。
餘秋雨：
像你們這樣講，別人是聽不明白的。閃光點很多，卻概括不起來。恐怕你們自己也沒有真正明白。
朱熹以一種宏偉的理論氣概，使原本處於散落狀態、感覺狀態的儒學，具有了嚴密的哲學邏輯，這顯然是受了佛教的影響。他試圖確立中國學理的單一本體，劃分出“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區別，然後統貫天地萬物。他認為世界的本原便是“理”，一切都由此出發。結果，因它，構成了千年儒學的完整形態。
遺憾的是，朱熹構建這一理論之時，社會現狀與他的理論體係產生了極大的矛盾。因此他不得不又衍生出“存天理、滅人欲”的社會理念，製定出一係列行為規範，成了中國人的精神桎梏和行為鐐銬。在學術的真實性體驗上，他用“格物致知”的方法試圖溝通“物”“知”“理”之間的渠道，也隻是一種空幻的設想，難以產生真正的認識論成果。
到了明代中期的王陽明，已經看出朱熹的問題所在，便不再在幾重難以溝通的概念間勉強連接，而明確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學”，連那個至高無上的“理”，也都是心的化身。因此，不必辛辛苦苦地去“存天理、滅人欲”了，隻要“致良知”就可以。朱熹認為，人的“行”發自內心，而“知”卻要向外求取；到了王陽明這裏，哪裏還要到心外去求知？一切都本於心，因此自可“知行合一”。這顯然是對宋明理學的一大推動，因此也可以獨立地稱之為“心學”。
如果硬要比較，就我本人而言，當然更喜歡王陽明的“心外無事”“心外無學”“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說法，因為我的人生實踐證明，這些概念幫我渡過了很多社會災難，並有所作為。但是，如果從純粹哲學的高度上來分析，這裏所說的“心”“良知”等概念還是朦朧迷離的。對這個問題的分析，我建議大家讀一讀李澤厚先生的著作，如《宋明理學片論》《己卯五說》《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等。就我涉獵所及，他講得最為深入。
朱熹和王陽明這兩位哲學家都很了不起。我曾在一篇寫嶽麓書院的文章中記述過朱熹晚年受迫害，與他最信任的學生蔡元定訣別的感人情景。我又在一篇寫家鄉的文章中評價過王陽明先生的驚人生命力。王陽明作為一個世界級的大哲學家，居然又成了明代最能打仗的將軍之一，這在人類文化史上都找不到第二人。這實在是一個讓人讚歎不已的健全生命。我仰視他，並不僅僅因為他是我的同鄉。
在文化專製的大背景下有這麼健全的生命，這一事實，常常使我產生自勉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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