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排第二，是因為它在本質上是一個寓言。那個師徒組合，那條漫漫長途，那些妖魔鬼怪，全是象征性的存在。寓言，對於人類和文學而言，既是起點，又是終點。我曾在《藝術創造論》一書中說過，如果抽離了寓言象征，絕大多數現代派文學都會讀不下來。這也就是說，《西遊記》具有某種現代性。
《水滸傳》比《三國演義》好，是因為它寫了人的命運，而且把人的命運當作了主幹。宋江會去看父親，李逵會去看母親，武鬆有哥哥，林衝有妻子，這些關係都成了情節核心，但《三國演義》沒有。雖然《三國演義》也寫到了人，但目的是寫事。因此，四部小說中，最差的是《三國演義》。
《水滸傳》的問題是缺少延續之力，當好漢們一一上了山，故事就結束了。這是思想局限，更是藝術局限。水泊梁山，不應該僅僅被占領，它有可能成為一個精神祭壇。當然，這是民間小說達不到的高度。
關於昆曲劇本的創作，我很同意把《牡丹亭》放在前麵，其他兩個作品其實還是依附於曆史故事，盡管寫得不錯。茅盾先生認為《桃花扇》是中國古代最好的曆史劇，我不同意。我認為第一還是《牡丹亭》，理由就是它首次刻畫了一種情，可以出入生死、傲視世俗，也傲視理學。它甚至把出入生死的過程也非常具體地描摹出來了，讓所有的觀眾看到了人世間的無限可能性。盡管知道它不會是真的，仍然願意欣賞它。吸引大家涕淚交加地欣賞一種不真實，這是中國審美水平的一大突破。
中國人在審美領域裏有一種不安全感，因此常常用“真實”作為“著落點”，為此不惜製造大量的“偽真實”“偽曆史”。直到今天，這種審美惰性還在大規模延續。審美是一個完全區別於真實和曆史的特殊空間，它需要被特別喚醒，並放在它自己的空間裏予以保護。在這方麵，《牡丹亭》獨領風騷。
講了小說和戲劇這兩項最通俗的文化項目，我想與大家一起騰空而上，說一說哲學。
我喜歡在文化交談中不斷出現這種隨意跳躍。如果一直盯在一個個專業話題上不越邊界，就太局促了。跳躍本身，就是思維快感的來源。
王牧笛：
這很刺激，卻有點困難，我來充當實驗品吧。我覺得朱熹和王陽明是中國哲學的高峰。朱熹的中心思想是個理，理說到底是萬物之所以成為萬物的根據。比如秋雨老師麵前的杯子，首先是存在一種與杯子有關的理，再加上作為質料而存在的氣，才結合成這個杯子。理是主宰者，氣是材料的賦予者，理與氣的聚合產生了周遭萬物和世界。這在哲學上是本體論，朱熹通過理學給先秦諸子的學問奠定了一個形而上的基礎。
有了本體論，自然還有認識論。氣和理一個具體，一個形而上，所以要通過具體的東西去格物才能夠認識理。王陽明很有趣，他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通過格具體的物，要窮他的理。但普通的格物方法不行，還要用敬，隻有用敬才能上升到聖人境界，拂去珍珠的塵埃，見到本來的光彩。
朱熹認為，萬理的總和叫太極。他認為每一個物上麵都有太極，這比柏拉圖要高明。柏拉圖的“善”沒有解決“一”和“多”的問題，而朱熹用了一個佛教的比喻“月映萬川”，解決了“一”和“多”的分際。
呂帆：
我想說說倫理觀。朱熹強調理是至善，它高高在上並有道德含義，就是儒家一直強調的禮、義、仁、智。高高在上的理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得到，它貫穿於各個人的身體力行。從這個意義來講，天、地、人三者在同一軸線上，可以貫通一氣。那麼，從人至天，怎麼樣去達到至善之性？需要人自己的努力和超脫。理貫穿到人身上以後，會產生氣質的偏差。所謂的君子、小人，也由此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