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對“訓詁”的諸種說解，從不同的側麵揭示了中國語文傳統的基本形態及其特征：它脫胎於春秋戰國時代對經典著作作文化闡釋的母體，因而它的基本形式是解釋性的，它的基本運作是說經的，它的基本功能是教化的，它的基本原理是係統的。春秋戰國時代奠定的這樣一種東方語言研究的範式，使中國古代語言學在後來兩千多年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以係統條貫的語義解釋參與當時代的文化建設，並在這種自覺的參與中把握語言文字問題的本質，發展語言文字研究的學理的悠久傳統。中國古代語言學的“訓詁”功能得到古代學者的高度評價：“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蓋時有古今，猶地之有東西有南北，相隔遠則言語不同矣。地遠則有翻譯，時遠則有訓詁；有翻譯則能使別國如鄉鄰，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謂通之也。訓詁之功大矣哉”（陳澧：《東塾讀書記》）。這裏所說的“通”，本質上正是語言的曆史文化視界，或者說是文化發展的語言視界。
作為中國古代語言學的源頭，先秦時期的經典闡釋已形成初步的類型。
首先是“傳”。“傳”是解釋經文的書。它不僅要解釋詞語，而且要闡述經義，“並經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馬瑞辰：《毛詩故訓傳名義考》），因而“傳”有傳達的意思。“《周禮·掌節》：‘必有節，以傳輔之。’傳者，以符節遞達者也，引申之，以言語遞達者亦謂之傳”（胡韞玉：《古書校讀法》）。同時，“傳之解經，隨條即釋”（《春秋穀梁傳序疏》），因而“傳”又有“專”（記事簿）的意思。“傳者，專之假借。《論語》：‘傳不習乎？’魯作‘專不習乎？’《說文》訓專為六寸簿。……書籍名簿，亦名為專。專之得名，以其體短，有異於經”（章炳麟：《國故論衡·文學總略》）。先秦時《周易》有經有傳。其傳由十翼組成，取羽翼輔佐之意，主要解釋卦辭和爻辭。其中頗有“訓詁”之意。如需卦彖辭：“‘需’，須也。”師卦彖辭：“‘師’，眾也。‘貞’，正也。”比卦彖辭：“‘比’，吉也。‘比’，輔也。”小畜卦彖辭：“‘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春秋》是我國第一部編年史和通史。孔子在給他的學生講授時，闡發了史官記事在“征實”之外所含的“勸懲”意思。這種“訓詁”之意在孔子弟子分別為《春秋》作的“傳”中體現了出來。成書於戰國時代的《左傳》中就有“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左傳·桓公二年》）、“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左傳·莊公三年》）等的詞義訓釋。在先秦時期口耳相傳，至漢代用隸書寫成定本的《公羊傳》和《穀梁傳》更以闡發詞的微言大義為重點。如：“娣者何？弟也”（《公羊傳·莊公十九年》），“譏，亟也”（《公羊傳·桓公八年》），“婦人謂嫁曰歸”（《公羊傳·隱公二年》），“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穀梁傳·僖公十二年》），“胥之為言猶相也”（《穀梁傳·桓公三年》）。成書於戰國初期的《夏小正》也是有經有傳。它的經文記夏曆的月令，傳文對經文詳加解釋，不僅解釋詞義，而且解釋句法。如：“五月。乃瓜……匽之興……望乃伏。傳曰：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雲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大戴禮記·夏小正》）。傳文中將前一個“乃”釋為急辭，將後一個“乃”釋為“而”，即緩辭。又如：“正月。啟蟄。雁北鄉。……緹縞。傳曰：雁北鄉。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九月鴻雁。先言而後言鴻雁，何也？見而後數之，則鴻雁也。……緹縞。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大戴禮記·夏小正》）。傳文指出了語詞順序與邏輯事理的統一。
其次是“解”。解有分析的意思，因此分析語義也稱“解”。《說文解字》以“解”字形結構的“刀判牛角”釋“解”為“判”，又釋“判”為“分”，正合“解”的本義。先秦的《管子》一書有《牧民》、《形勢》、《立政》、《版法》、《明法》等篇，又有對這些篇的解釋《牧民解》、《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等。《韓非子》則有對《老子》的注解《解老》和《喻老》。它們不僅開訓釋《老子》的風氣之先，而且在注疏章句的體例上也導夫先路。例如：“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韓非子·解老》）。又如：“製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軸重’也。邦者，人君之軸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軸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也。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韓非子·喻老》）。
其三是“說”。《說文解字》：“說，說釋也。”“釋，解也。”《墨子·經上》：“說，所以明也。”可見，“說”是對經文意義的說明。《墨子》中有《經》，又有《經說上》和《經說下》，是對《經》的解說，它們合稱“墨辯”，反映了戰國時墨家的邏輯學思想。例如：“［經］聞：傳、親。［說］聞：或告之，傳也。身觀焉，親也。”“［經］慮：求也。［說］慮：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經〕久：彌異時也。〔說〕久：合古今旦莫”（《墨經》）。《韓非子》也有《說林》、《內儲說》、《外儲說》。一般是先列經文，然後逐一解說，並征引故事來論證。例如《內儲說下·經一》：“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刷。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內儲說下·說一》釋曰：“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複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複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托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製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