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朝鮮語的研究，在宋人孫穆所著《雞林類事》中已有記載。十二世紀初，孫穆曾以宋朝使臣身份去過高麗。他在書中描述了朝鮮風土、朝製和語言，其中《方言》卷記錄了356條高麗語詞，用漢字音譯。台灣高山族語言的研究，在清康熙五十四年周鍾宣所著《諸羅縣誌》中已有記載。該書用漢字記錄了200個高山族語言常用詞，涉及天文地理、親屬稱謂、衣食住行、動植物等。乾隆元年，黃叔璥所著《台灣使槎錄》則用漢字記錄了33首高山族民歌，內容涉及祝年、別婦、頌祖、種稻、思子、情歌等。
明、清兩代的會同館和四夷館（清初改為四譯館）曾進行過多種語言與漢語的對譯研究，出版了《華夷譯語》係列辭書。這些辭書的譯語取雜字（詞彙）對譯的形式，一般將雜字分類排列。類在11至20之間，收詞在500至2000之間。每個詞下列有漢字記音、漢義，或再加原字（民族文字）。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翰林侍講火源潔與編修馬沙亦黑奉敕編撰，於洪武二十二年刊行的《華夷譯語》稱洪武《華夷譯語》。該書用漢字記寫蒙古語，無原字。明永樂五年設四夷館後，由四夷館編的《華夷譯語》稱永樂《華夷譯語》或四夷館本。初時設有韃靼、女真、西番（藏）、西天（梵）、回回（波斯）、百夷（傣）、高昌（畏兀兒）、緬甸館，後增設八百、暹羅館。各館的《譯語》一般分雜字和來文（公文）兩部分，有原字。由明茅瑞征（伯符）輯、會同館編的《華夷譯語》稱會同館《華夷譯語》。其中有朝鮮、琉球、日本、安南（越南）、占城、暹羅、韃靼、畏兀兒、西蕃、回回、滿剌加、女真、百夷等13館的譯語。此種《譯語》收雜字而不收來文，有漢文注音而無原字。清乾隆十三年設立會同四譯館後編撰的《華夷譯語》稱四譯館《華夷譯語》，計42種，亦收雜字而不收來文，除一種（即琉球館譯語）外均有原字。一般說來，原字提供了該民族語言的語音和語法的信息，有更高的研究價值；而無原字的往往保存有相當的古語成分，亦十分珍貴。《華夷譯語》是我國古代民族語文傳統的瑰寶，在文化史和語言史上都有重要的參考、研究價值。
除了《華夷譯語》之外，清代刊行的多語種對照辭書還有《欽定西域同文誌》、《禦製五體清文鑒》、《西域爾雅》和《三合便覽》等。《欽定西域同文誌》是滿、漢、蒙、藏、托忒蒙古、維吾爾六種文字的對照詞典，由清大學士傅恒等編撰，成書於乾隆二十八年。主要收地名、人名、水名、上層人物名、官名、喇嘛名，範圍涉及新疆、青海、西藏地區。每一詞條都有漢文注釋，解釋語源、含義、轉音、地方沿革、地理位置、人物世係和簡曆等。《禦製五體清文鑒》是滿、藏、蒙古、維吾爾、漢五種文字的對照分類詞典。成書約在1790年前後，刊行時間不早於1805年。在此書之前，曾刊行過《禦製清文鑒》、《禦製滿蒙文鑒》、《禦製增訂清文鑒》、《禦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鑒》、《禦製四體清文鑒》等。此書以《禦製增訂清文鑒》為藍本，在《禦製四體清文鑒》中“四體”（滿文、藏文、蒙古文、漢文）的基礎上加進維吾爾文，同時增加和改訂一些詞彙而編成。其正編收詞17052條，補編收詞1619條，均按意義分類。此外，《西域爾雅》是漢、藏、維、蒙等語言的對照分類詞典，《三合便覽》則是滿、蒙、漢對照詞典。這些多語種對照詞典不僅是當時各民族文化溝通的橋梁，而且其本身是珍貴的語言資料和語言比較研究的成果。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語言學史上有著源遠流長的民族語文研究傳統。各民族的語言文字研究為中華民族多元統一的文化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又如朝鮮語的研究，在宋人孫穆所著《雞林類事》中已有記載。十二世紀初，孫穆曾以宋朝使臣身份去過高麗。他在書中描述了朝鮮風土、朝製和語言，其中《方言》卷記錄了356條高麗語詞，用漢字音譯。台灣高山族語言的研究，在清康熙五十四年周鍾宣所著《諸羅縣誌》中已有記載。該書用漢字記錄了200個高山族語言常用詞，涉及天文地理、親屬稱謂、衣食住行、動植物等。乾隆元年，黃叔璥所著《台灣使槎錄》則用漢字記錄了33首高山族民歌，內容涉及祝年、別婦、頌祖、種稻、思子、情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