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羅羅科夫在前線上兩次受到嚴重的挫傷，到了五十年代，病情不斷發作，日益劇烈。醫生禁止他回憶戰爭，更不允許他畫戰爭。但，戰爭的烽火仍然燃燒在他的眼前，犧牲的戰友使他不能忘懷，他時時在考慮人類的明天。
疾病困擾普羅羅科夫二十年之久，但沒能讓他放下手中的武器——筆。隻要病情稍有好轉，他就頑強地作畫。他的日記中常常出現“死日”的記述，即這一天或幾天他完全不能工作，如同是死了的日子。有時又可以讀到他是怎樣吃了藥，扶著牆，吃力地走進畫室去作畫。在作畫過程中又不斷出現雙手無力的現象。他說，他“不甘心安安靜靜地死在床上”。
他為作家斯·納利尼揚尼的諷刺小品集《庫卡拉恰》畫了一些插圖。當時，在《真理報》編輯部工作的納利尼揚尼發表了一些極受讀者歡迎的小品文，主要涉及人的道德及青年修養問題。他無情地鞭笞市儈習氣和好逸惡勞的作風。普羅羅科夫的諷刺插圖，真是畫龍點睛，一針見血。《老爹的“勝利”》塑造了一個阿飛的形象。父親可能有戰功或在勞動戰線上創造了成績，有一輛“勝利”牌小轎車。可是這部小轎車卻成了遊手好閑的兒子的享樂工具。無論是他嘴上叼著的香煙，還是畫有猴子的領帶，都突出不肖子孫的可鄙形象。這一類青年無疑是在敗壞父親的榮譽。普羅羅科夫巧妙地利用了“勝利”一詞，它既是汽車的牌子，又帶諷刺的含意。
普羅羅科夫的海軍戰友，作家弗·魯德奈寫了部《甘古特人》，記述1941年漢科半島上著名的保衛戰。普羅羅科夫也是這次戰役的參加者，為這部書作插圖是義不容辭的事。他為該書作了一幅卷首畫，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三位全副武裝的水兵，穿行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走在前麵的水兵懷裏小心翼翼地抱著一個嬰兒，象征未來的世界。這幅插圖既表現了原作的內容，又有畫家個人的感受。後來，1959年，他在一封寄給老戰友，詩人米·杜金（1916—1993）的信中寫道：“半夜裏，當炮彈開始在我們的廣場上爆炸時，突然傳來一聲嬰兒尖細的嘶叫，它衝破了隆隆的炮聲。我總是在想著這個安靜的、幾乎不說話的女人。她在戰火連天的地獄般的環境裏，竟給人類送來了生命。這一點是畫不出來的，甚至幾乎是畫不出來的……”（見蘇聯《星火》雜誌，1981年第4期）。看來，普羅羅科夫早已有了創作這麼一幅作品的念頭，他長時間地思考，也作過畫，但，也許他不太滿足，還沒有達到他預期的效果。
普羅羅科夫的最大成就是版畫。繼《在中國》之後，1949年他為髙爾基的隨筆《黃色惡魔的城市》畫了一組版畫，深刻地揭示了美國金錢世界的黑暗，勞動人民的艱辛和痛苦的遭遇。
普羅羅科夫在前線上兩次受到嚴重的挫傷，到了五十年代，病情不斷發作，日益劇烈。醫生禁止他回憶戰爭，更不允許他畫戰爭。但，戰爭的烽火仍然燃燒在他的眼前，犧牲的戰友使他不能忘懷，他時時在考慮人類的明天。
疾病困擾普羅羅科夫二十年之久，但沒能讓他放下手中的武器——筆。隻要病情稍有好轉，他就頑強地作畫。他的日記中常常出現“死日”的記述，即這一天或幾天他完全不能工作，如同是死了的日子。有時又可以讀到他是怎樣吃了藥，扶著牆，吃力地走進畫室去作畫。在作畫過程中又不斷出現雙手無力的現象。他說，他“不甘心安安靜靜地死在床上”。
他為作家斯·納利尼揚尼的諷刺小品集《庫卡拉恰》畫了一些插圖。當時，在《真理報》編輯部工作的納利尼揚尼發表了一些極受讀者歡迎的小品文，主要涉及人的道德及青年修養問題。他無情地鞭笞市儈習氣和好逸惡勞的作風。普羅羅科夫的諷刺插圖，真是畫龍點睛，一針見血。《老爹的“勝利”》塑造了一個阿飛的形象。父親可能有戰功或在勞動戰線上創造了成績，有一輛“勝利”牌小轎車。可是這部小轎車卻成了遊手好閑的兒子的享樂工具。無論是他嘴上叼著的香煙，還是畫有猴子的領帶，都突出不肖子孫的可鄙形象。這一類青年無疑是在敗壞父親的榮譽。普羅羅科夫巧妙地利用了“勝利”一詞，它既是汽車的牌子，又帶諷刺的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