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新華社記者李慎之同誌，由於同時兼任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參與一些起草文件和翻譯的工作，當然也就跟著周總理隨代表團走了。記得，在記者們離京赴港之前，我們彼此還相約：“雅加達見！“中國代表團1955年4月7日上午由北京飛往重慶，下榻該市新建的“人民禮堂”賓館，是當時重慶最高級的標誌性建築。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我第一次回到我曾經在那裏上過中學的地方，倍感親切。特別高興的是，還吃到當時在北京難得見到的剛上市的新鮮蠶豆，並會見了幾個老同學。第二天一大早，代表團就動身去昆明了。那天，風和日麗，讓人感覺特別舒服。在機場候機時，周總理和陳毅同誌在春光沐浴下聊天，我聽見總理深情地對陳毅說：“今天是我們的四八烈士死難紀念日啊！”他指的是，國共兩黨在重慶進行談判時，參加談判的中共代表秦邦憲等幾位同誌在1946年4月8日飛返延安的途中不幸遇難的悲慘事件。
到了昆明以後，代表團全體人員都住進了當時雲南省主席龍雲的公館（即現在的“雲南震莊迎賓館”）。這是位於市中心的大型園林別墅，花木成林，幽靜雅致。直到4月14日飛仰光之前，我們都在這裏緊張有序地做著會議的各項準備工作。正是在此期間的4月11日，突然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在沙澇越上空爆炸事件。事態發生變化，形勢急劇嚴峻。
正因為隨以周總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臨時改道經緬甸前往印尼，我才躲過了這一劫，等於是周總理救了我一命。可是，紀律嚴格規定，代表團的行蹤絕對保密，除自己愛人外，不得告訴任何人。因此，“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爆炸的消息一出來，在名單未公布之前，所有知道我去亞非會議的親友無不為我捏了一把冷汗。特別是我的母親，她急得不可開交，偷偷跑到廣濟寺去為我燒香求菩薩保佑。
當時，中國民航還沒有遠程飛機，我們另租了一架印度航空公司飛機“空中霸王號”。但是，中緬之間當時還沒有正式航線，是試飛以後才開始啟用的。一出國境，緬甸政府就派來兩架戰鬥機左右護航。在仰光期間，為確保安全，代表團有人輪流值班守護飛機，不許任何人接近。在由仰光飛往雅加達途經新加坡時，因為氣候問題必須降落歇息。當時，新加坡與中國尚無外交關係，隻是延續著與台灣的關係。怎麼辦？經過機長與地麵聯係後，終於同意降落機場等候。落地以後，引來了機場眾多群眾的吃驚和觀望。不料，機場當局派人前來表示歡迎周總理到貴賓室休息。此時，隻見總理毫不猶豫地帶領幾個隨員在主人的陪同下麵帶笑容地大步向貴賓室走去。我們這些留在機上的人，卻不免為可能出現的危險十分擔憂。直到一小時後總理安全歸來重新起飛，我們懸著的心才落了下來，我們順利到達雅加達。
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犧牲的8位記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在和平年代以身殉職的新聞記者。其中新華社記者有3人，包括沈建圖、黃作梅和李平。沈建圖是中國對外新聞宣傳工作的開創者之一，他1915年出生於新加坡，在英國人開辦的小學和中學讀書，打下了深厚的英文基礎。1938年，經廖承誌介紹，沈建圖從香港來到祖國大陸。為了到延安參加抗戰，他還特地補習了一段時間中文。
在延安，沈建圖任新華社英播部編輯，當時隻有兩位編輯。英播部每天發的稿件也隻有5頁稿紙，但世界從此開始能夠聽到來自陝北解放區的聲音。
新中國成立後，新華社成立對外新聞編輯部，沈建圖是第一任對外部主任。在朝鮮戰爭談判期間，沈建圖在朝中代表團負責新聞發布，他用“吳敏”作筆名撰寫了60多篇新聞和評論，受到高度評價。中英文俱佳的他，犧牲時年僅4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