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1952年4月28日美國單方麵和日本簽訂的舊金山和約正式生效的同一天，日本同台灣簽訂了和平條約。在條約中台灣放棄戰爭賠償的要求，這就是所謂的《日華(台灣)和平條約》。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聲明，指出這一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早在1954年周總理就指出：“中日關係正常化的障礙，不在中國方麵。舊金山條約不承認中國，而承認台灣，說台灣代表中國。中國人很傷心。”
1956年周總理向日本朋友指出：“日本政府在中日建交上有困難，困難不僅在內部，而且更大的困難是由於外來的幹涉和壓力。”這個外來的幹涉和壓力就是來自美國。美國和日本在1951年9月簽訂了《美日安全條約》，條約允許美軍無限期、無限製地駐紮日本。
可是這次美國改變對華政策，卻將日本撇在一邊，使佐藤內閣十分尷尬。
尼克鬆訪華後，在日本要求與中國建交前輿論占了上風，給佐藤內閣造成很大的壓力。
從建國初周總理就致力於改善中日關係。他提出“以民間促官方”的方針；1957年之後針對岸信介、佐藤內閣的反華政策，提出“政治三原則”、“經濟三原則”、“中日複交三原則”。周總理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推動了中日關係的發展。
1971年8月，一直致力於中日民間交流和貿易的鬆村謙三先生去世。周恩來派資深外交官王國權赴日，參加鬆村謙三的葬禮。王國權時任中國對外友好協會會長兼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周總理給王國權的指示是：此番赴日，實際上是在沒有外交關係狀態下開展的吊唁外交，要利用特使的身份，與日本各界廣泛接觸。鑒於佐藤首相執行支持台灣的政策，王國權不主動接觸佐藤。
第二天下午1時，鬆村謙三的葬禮在東京一寺院舉行。王國權在鬆村先生遺像前就座。不一會兒，佐藤首相進來，他走向左邊隔著兩個座位的王國權先生，同他握手並寒暄：“遠道而來，辛苦您了，謝謝。”這是日本總理大臣第一次同沒有外交關係的中國要人握手。散場時，佐藤又一次走過來說：“請您向周恩來總理問候。”王國權答：“謝謝。”
佐藤首相正式宣布辭職後，田中內閣成立。不久，田中首相做了如下表態：“當務之急是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邦交正常化談判，我們要在激烈動蕩的世界形勢下，積極推行和平外交……要一口氣解決日中關係。”對田中的表態，周總理迅速做出反應。在歡迎也門共和國代表團的宴會上，周總理說：長期以來一直堅持敵視中國政策的佐藤政府，不到期就下台了。田中內閣組成後，表明在外交上盡早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
然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需要克服許多障礙。其中戰爭賠償就是敏感問題之一。中國高層決定“放棄戰爭賠款要求”，這是為什麼呢?周總理在一次會議上做了三點說明。這三點是：1.在中日邦交恢複之前，台灣的蔣介石集團就已經在我們之前放棄賠款要求了，共產黨的度量應該比蔣介石大。2.日本既然要求同我們恢複邦交正常化，就必須與台灣斷交。中央關心的是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在賠償問題上，采取寬容的態度，有利於把日本拉向我們這一邊。3.如果要求日本就戰爭進行賠償，這一負擔最終必然落到日本人民頭上，迫使他們處於困苦之中。這同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願望是不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