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聯合公報的聲明中，表明它承認隻有一個中國，承認周總理一直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美聯合公報的發表，標誌著中美兩國在對抗20多年之後，開始走向關係正常化。
尼克鬆訪華，在國際上被稱為尼克鬆衝擊波，日本首當其衝。
台灣問題一直是阻礙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也是阻礙中日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被美國占領，完全聽命於美國敵視、封鎖新中國的旨意。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急需扶植日本作為遠東的反共基地，十分擔心在與日本簽訂和約之後，日本為貿易和其他經濟的利益而同中國改善關係，動搖美國的對華政策。當時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事後回憶這段曆史時說：“媾和獨立後的日本在北京和台灣之間究竟選擇哪一方為建交的對象，便成為美國特別關心的重大的問題。因此，日本才決定在美國參議院批準和約和其他條約之前，向美方表示：日本隻同國民政府恢複邦交。這就是我在1951年底給杜勒斯特使寫信大家的原因。
所以，1952年4月28日美國單方麵和日本簽訂的舊金山和約正式生效的同一天，日本同台灣簽訂了和平條約。在條約中台灣放棄戰爭賠償的要求，這就是所謂的《日華(台灣)和平條約》。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聲明，指出這一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早在1954年周總理就指出：“中日關係正常化的障礙，不在中國方麵。舊金山條約不承認中國，而承認台灣，說台灣代表中國。中國人很傷心。”
1956年周總理向日本朋友指出：“日本政府在中日建交上有困難，困難不僅在內部，而且更大的困難是由於外來的幹涉和壓力。”這個外來的幹涉和壓力就是來自美國。美國和日本在1951年9月簽訂了《美日安全條約》，條約允許美軍無限期、無限製地駐紮日本。
可是這次美國改變對華政策，卻將日本撇在一邊，使佐藤內閣十分尷尬。
尼克鬆訪華後，在日本要求與中國建交前輿論占了上風，給佐藤內閣造成很大的壓力。
從建國初周總理就致力於改善中日關係。他提出“以民間促官方”的方針；1957年之後針對岸信介、佐藤內閣的反華政策，提出“政治三原則”、“經濟三原則”、“中日複交三原則”。周總理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推動了中日關係的發展。
1971年8月，一直致力於中日民間交流和貿易的鬆村謙三先生去世。周恩來派資深外交官王國權赴日，參加鬆村謙三的葬禮。王國權時任中國對外友好協會會長兼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周總理給王國權的指示是：此番赴日，實際上是在沒有外交關係狀態下開展的吊唁外交，要利用特使的身份，與日本各界廣泛接觸。鑒於佐藤首相執行支持台灣的政策，王國權不主動接觸佐藤。
美國在聯合公報的聲明中，表明它承認隻有一個中國，承認周總理一直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美聯合公報的發表，標誌著中美兩國在對抗20多年之後，開始走向關係正常化。
尼克鬆訪華，在國際上被稱為尼克鬆衝擊波，日本首當其衝。
台灣問題一直是阻礙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也是阻礙中日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被美國占領，完全聽命於美國敵視、封鎖新中國的旨意。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急需扶植日本作為遠東的反共基地，十分擔心在與日本簽訂和約之後，日本為貿易和其他經濟的利益而同中國改善關係，動搖美國的對華政策。當時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事後回憶這段曆史時說：“媾和獨立後的日本在北京和台灣之間究竟選擇哪一方為建交的對象，便成為美國特別關心的重大的問題。因此，日本才決定在美國參議院批準和約和其他條約之前，向美方表示：日本隻同國民政府恢複邦交。這就是我在1951年底給杜勒斯特使寫信大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