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還屢次謝絕朝廷的提拔重用。從二十一歲高中進士，到四十六歲被神宗重用，前後二十五年間他一直謝絕任何任命，好在宋朝的皇帝都很仁慈，以仁義治理天下，仁宗和英宗，皆寬容了王安石的抗旨不遵。皇恩浩蕩，王安石偏安一隅，韜光養晦，以孤注一擲的拗勁為政一方，建堤築堰，改革辦學，創辦農民貸款法，政績斐然，深得百姓愛戴。
但凡一個人孤注一擲地做某件事，必定能成就大事。世人是這樣認為的，王安石也是這樣鍥而不舍執行的。在他執政期間，大刀闊斧地改革舊製，實行變法。
很多事情的初衷一定是好的，但結局往往不盡如人意，對此，蘇軾的門生秦少遊秦大詩人有切膚之痛：“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
人性使然，使得事物瞬息萬變，其間的起承轉合、山重水複，即使最周密、最詳盡的預算和謀略都策劃不來，不可預料。這是自然規律，也是社會規律。比如變法。
在三千多年的華夏文明史上，有幾次著名的變法令後世銘記。
春秋戰國時期，奴隸製社會就像一位形容枯槁的老人，亦步亦趨將要走到盡頭，封建社會這個新生嬰兒呱呱墜地，哭聲嘹亮。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國家的經濟製度、政治體製、思想觀念、道德習俗都在隨之翻天覆地，孔子稱之為“禮崩樂壞”。各諸侯國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地盤，征伐不息，戰亂不止，在經曆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小蝦，弱肉強食的過程後，有的諸侯國強大起來，部分小國家被吞並成了大國的附屬國，形成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鼎立的局麵，史稱“戰國七雄”。
七雄之任何一雄，每天都麵臨著強烈的危機感，一些國家紛紛進行變法改革，以求富國強兵，取得決勝地位。如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趙國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等。
起初，地處西陲的秦國國力明顯落後於其他幾個超級大國，後來普遍使用鐵製農具以後，社會生產力得到快速發展，加速了奴隸社會井田製的瓦解和土地私有製的產生。是時，新興的地主階級要求廢除奴隸主舊貴族的世襲特權。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為求國家富強而廣召人才，天時地利人和，於是商鞅從魏國來到秦國，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先後推行兩次以“農戰”和“法治”為中心的變法活動。廢除奴隸主貴族的世襲製度，取消宗室特權，按軍功大小重新界定官爵的等級和待遇。廢除奴隸製的井田製度，在法律上承認土地私有和買賣。鼓勵男耕女織，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加強中央集權，普遍推行郡縣製。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同時進行戶口編製，由中央製定和頒發統一的度量衡，標準量器，有利於稅收和經濟交往。
這次變法，使落後的秦國一躍成為“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的強國，出現了“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的大好局麵，為後來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可惜，秦孝公死後，太子惠文王繼位。在舊貴族對商鞅的反攻倒算中，假以“謀反”的罪名，逮捕並用“車裂”的酷刑處死了商鞅。
商鞅雖然因變法而死於非命，但他的新法在秦國得以繼續實行。秦國由此走上了強國之路，六代之後，由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建立了秦朝，其功不可沒。
被魯迅先生稱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的西漢晁錯，也是一個勇於改革創新的勇士。景帝聽從晁錯建議：削奪趙王的常山郡、膠西王的六個縣、楚王的東海郡和薛郡、吳王的豫章郡和會稽郡，並更改了法令三十條。但是，因為變法觸及了統治者的利益，景帝三年，吳王劉濞首先在都城廣陵起兵叛亂，並向各諸侯王國發出了宣言書，以“清君側”為名，要誅殺晁錯。膠西王劉印、膠東王劉雄渠、苗川王劉賢、濟南王劉辟光、楚王劉戊、趙王劉遂，也都先後起兵，共同向西進攻。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吳楚七國之亂”。
晁錯不幸成為“吳楚七國之亂”最終的替罪羔羊，忠心耿耿為漢家天下操勞的他，最終被腰斬於東市，死於非命，這是一個悲劇。誠然，在變法中，晁錯有考慮不周之處，但在今天看來，那個時代，他確實是一個思想進步的傑出的人物，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