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如晁錯說的那樣，變法，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是一場曲折的過程。
公元960年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結束了五代十國戰亂紛爭的局麵，建立了大宋王朝。為避免曆史重演，趙皇帝吸取藩鎮割據而最終亡國的教訓，把軍權、財權、行政權令全部收回到中央，也就是他一人手裏，後來布下“杯酒釋兵權”的酒局，把原先由武將掌握的兵權移交到文官的手裏，並且，常常沙場秋點兵地進行調換，輪防各地軍將，避免出現軍閥擁兵自重、獨立門戶的局麵。這些措施雖然保證了暫時的國家秩序的穩定，但是大大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可想而知，在這樣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下，與強大的外族夏、遼、金抗衡，難免吃虧。交戰過後，北宋政府以盟約言和按年“賜予”強鄰大量財帛，換來邊防暫安。北宋的國力日益薄弱。
其次，宋朝官員的俸祿非常可觀。當時，宰相一職朝廷每年要支付的俸祿為五十多萬文，按市價能買一萬鬥（十二萬斤）的高價米，況且，北宋官僚機構日益膨脹，冗官、冗兵、冗費之累，大宋財政實在不堪重負。
當年，王安石曾向仁宗皇帝上“萬言書”闡明自己的變法主張，隻是沒被重視。他沒有灰心，篤信自己是應天命成此大業之人，神宗皇帝即位後，他繼續堅持變法的政論，終於打動了胸懷大誌，希望勵精圖治來中興國力日弱的大宋王朝的二十歲的神宗皇帝趙頊。神宗皇帝對王安石言聽計從，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政。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是富國強兵，振邦興土。用通俗的話講就是幫皇帝大人理理財，“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事以去其疾苦、抑兼並，便農為急”。他設想的宏偉藍圖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抑製土豪劣紳，減輕平民負擔，通過發展經濟，公平稅負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達到富國的目的；通過改革基層社會組織，整頓軍隊等辦法來實現強軍；改革教育和科舉考試製度，培養人才，選拔才俊，以便鞏固政權。
客觀地講，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具有深遠的積極意義，一段時間內，北宋財政大有好轉。但是亦存在很多弊端。王安石是個好人，他不任情放縱，也不腐敗貪汙，但因為急於求成，把變法大計以非常激進、非常極端的製度付諸實施，國家行政過度幹預經濟生活，使新法偏離正道，又由於他自身的性格缺陷，不能知人善用，近小人遠賢臣卻不自知，被曾布、李定、呂惠卿、蔡確等群小利用，排除異己，剛愎自用甚至專權獨裁，從而引發朋黨之爭，社會內部矛盾愈演愈烈。
當時，擔任殿中丞、直史官的蘇軾不是變法派，也不傾向保守派，他認為變法應循序漸進、和風細雨地進行改良，先後給神宗上《議學校貢舉狀》《諫買浙燈狀》《擬進士對禦試策》《上皇帝書》《再上皇帝書》等多封奏章，反對王安石“急政”“苛政”，希望皇帝能注重大宋曆經六帝形成的政治體係。
“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意即陛下您英明神武，不可謂不勤勉、不果斷。但不可取的是：太急於求成，提拔官員太快，耳朵太軟，什麼意見都聽。請陛下靜下心來，細心觀察，徐徐圖之。
神宗是知人善任之人，對蘇軾的意見非常重視，表示一定深思熟慮，認真改過。
皇帝對蘇軾的賞識和蘇軾的公然反對使得變法派格外惶恐，不久，蘇軾被王安石的群小謝景溫彈劾，誣陷蘇氏兄弟在運送父親靈柩回四川原籍的途中，曾購買名貴家具瓷器，並偷運私鹽從中牟利等，無中生有的罪名隻能是查無所實，此事不了了之。蘇軾為避開政治旋渦，請求出京任職。熙寧四年，神宗派遣蘇軾知潁州，沒想到被宰相王安石篡改為擔任通判，神宗皇帝將錯就錯，筆鋒一轉，改派蘇軾去杭州任通判，也就是杭州市副市長。
杭州城繁華富麗，物產豐饒，自古有“魚米之鄉”“絲綢之府”“人間天堂”之美譽。歐陽修的《有美堂記》裏曾有這樣的描述：“獨錢塘，自五代始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幹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
所以，即便是個通判，也是潁州知州所不能比的，這大大的美差加之蘇軾頭上，足見神宗皇帝佑護蘇軾的良苦用心。
這一年，蘇軾三十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