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對王安石的激進變法一向持反對態度，遭到變法派的打擊，為遠離政治旋渦，多次請求外放，在杭州、密州、徐州任職期間，走村串戶，體察民情，發現新法實施中的許多弊端。因他個性一向是疾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台，吐之乃已”，便常常不假思索地“以詩托諷”，期盼能“有補於國”。無疑，他成了變法派的眼中釘。
1074年，王安石遭反對派圍攻，不得不罷相。由於黨內之爭，第二年，王安石再度為相，但很快又再度罷相。王安石下台後，朝中風雲變幻，一些投機者趁機混入變法派，統治階級內部新政與保守勢力之間嚴肅的政治鬥爭，逐漸演繹成為爭權奪利的傾軋，使變法淪為排斥打擊異己的無聊鬧劇。
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略敘自己過去無政績可言，謝皇恩浩蕩，因文人性情，文後捎帶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不承想，本無心之言，卻被新黨捕風捉影、惡意圍攻，禦史中丞李定和監察禦史何正臣從中摘出“追陪新進”“老不生事”等句，誣蔑蘇軾是在諷刺變法派“新進”，喜歡“生事”，明目張膽地侮慢和影射朝廷。
當然，這樣的“罪證”還不足以扳倒樹大根深的蘇軾，他們又從蘇軾的好友、駙馬都尉王詵為蘇軾出版的詩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中尋章摘句、插圈弄套，編造罪名：
如“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八月十五日看潮》）這幾句詩，本是描述當地百姓為求得賞賜下水弄潮，時有溺亡的時風，無奈禦史們一口咬定這是在攻擊農田水利法；
又如“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原本是寫詩人看到百姓挨打的自慚心情，也被李定牽強附會為“心懷詭異，敵視新法”。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何正臣先後四次上書，彈劾蘇軾包藏禍心，愚弄朝廷，“無君臣之義，虧大忠之節”，流毒廣遠，且有“大不敬”之心。
監察禦史舒亶更是煞費心機，手段毒辣，把蘇軾的詩詞強塞在自設的篩子上一句句過濾，什麼“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譏諷“青苗法”；“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卻無術”是影射皇帝整頓吏治乏術不力；“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攻擊皇上興修水利；“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是誹謗皇帝的鹽禁令。
舒亶把自己斷章取義的曲解一條條羅列成罪狀，彈劾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謗訕譏罵，無所不為”，懇請神宗皇帝“為民除害”，對蘇軾“大明誅賞，以示天下”。還火上澆油，言蘇軾的“上謝表”如今已經是“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憤”是憤蘇東坡，“惋”是惋皇上。“無不”一詞，把問題推至極端。
禦史群起而攻之下，蘇軾的反映客觀現實的力作立馬變得猙獰滿目，處處與新法作對，與神宗皇帝抗衡，莫不罪大惡極。宋神宗原本很賞識蘇軾才華，蘇軾曾屢次上書奏折，曆數新法弊端，現在又聽說他的許多詩文“訕上罵下”“無尊君之義和虧大忠之節”等，大怒，覺得蘇軾恃才而驕，膽大妄為，便命禦史台立案審查。
欽差大臣皇甫遵奉命抵達湖州州衙緝拿蘇軾，妻子王閏之駭然失色，蘇軾倒不以為意，甚至給她講了詩人楊樸的逸事。宋真宗時，訪天下隱者，杞人楊樸被帶到朝堂，真宗看他不言不語，就問他還能否作詩。楊樸直言說不能，真宗問：你臨行前可否有人作詩為你送行？楊樸回答老妻作有四句：“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吟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蘇軾風趣地寬慰妻子：“難道你不能作首詩為我送行嗎？”讓王閏之哭笑不得。蘇軾被帶走後，王閏之看著滿地散亂的詩稿，哭訴著說：“先生一生好作詩，詩有何用？”一把火把殘存的詩文燒個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