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王建宙便獲得了一種類似羅馬教皇般的影響力：一方麵他在“教民”饑餓時給予他們麵包，另一方麵他們又因他與某種來自未來的力量相關而對其產生依賴。即便沃達豐的科勞和AT＆T的斯蒂芬森並不指望直接從王建宙手裏領到簽單，但僅僅是中國移動背後4億中國手機用戶的一舉一動，就足以對他們產生極大的誘惑。這4億手機用戶足以影響全球手機用戶的偏好，並因此改變行業內的遊戲規則—何況，13億的人口對於麵臨所在地手機用戶飽和所帶來的增長壓力的“全球營收最多的移動運營商”沃達豐和“全球最大的運營商”AT＆T而言，也是一個致命的誘惑。
2008年8月7日夜，13億中國人的不眠與沸騰之夜，沒有什麼比奧運會這種能吸引近50億人目光的全球性盛會更能讓全世界關注中國的現代化的崛起了。而此刻，我的注意力全被北京某個角落裏的一場宴會所吸引，這場宴會隱含了一種更具體的象征性的力量。
宴會的主人是一位上了年紀但精力充沛的男人—王建宙，這個國家最有權勢的企業之一——中國移動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而客人中的大多數都是全球商界中最有權勢的洋麵孔，比如沃達豐（Vodafone）前後兩任首席執行官阿倫·薩林（Arun Sarin）和維托裏奧·科勞（Vittorio Colao）、美國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首席執行官蘭德爾·斯蒂芬森（Randall Stephenson）、互聯網投資教父軟銀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孫正義、阿爾卡特朗訊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陸思博（Patricia Russo）、思科（思科係統公司，簡稱思科）執行副總裁威姆·埃爾夫林克（Wim Elfrink）、摩托羅拉執行副總裁丹·莫羅尼（Dan Moloney）、諾基亞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康培凱（Olli-Pekka Kallasvuo）、諾西首席執行官白偉賢（Simon Beresford Wylie）、北電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邁克·紮菲羅夫斯基（Mike S. Zafirovski）。
通常，電信被認為是體現一個國家在信息時代綜合競爭力的關鍵領域，而這次聚會又幾乎囊括了這個行業中全球最頂尖企業的重要人物，隻有愛立信（愛立信公司，簡稱愛立信）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思文凱（Carl-Hennic Svanberg）因故“請假”，這一切都預示著某種轉變正在這個領域悄悄發生。
首先，按照傳統觀念，中國移動並不是一家全球性公司，它幾乎全部的業務都來自中國境內，因此，它的首席執行官的影響力通常也很難覆蓋到歐美各國的運營商和設備商的大佬們。但現在，這位中國人振臂一呼，用一張奧運會的門票就將他們統統召喚到了中國，並坐在了同一張桌子前，稱彼此為朋友。而實際上，他們中不少人在商業場合都正殺得你死我活—在印度，愛立信和諾西正為了獲得一個數億美元的訂單而彼此下套。
有這麼一句話：誰掌握花錢權，誰就能掌握影響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建宙的確是宴席間無可爭議的最有影響力的人物。隻要算一筆簡單的賬，就可以知道：在過去的8年中，中國電信業平均每年的固定資產投資超過2 000億元，其中約60％，即超過1 200億元用於向全球設備商購買設備，而僅中國移動一家又占了其中的一半，即它每年要向全球設備商行使超過600億元的花錢權—這還沒有考慮這期間中國設備商在中國移動的采購中所占份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