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些人嘲笑這種個人主義，笑它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過時思想。這種人根本就不懂得維多利亞時代是多麼光華燦爛的一個偉大時代。馬克思、恩格斯，都生死在這個時代裏，都是這個時代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產兒。他們都是終身為自由奮鬥的人。我們去維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我們如何配嘲笑維多利亞時代呢！
所以我完全讚同張熙若先生說的“這種忠誠勇敢的人格在任何政製下都是有無上價值的，都應該大量的培養的”。因為這種人格是社會進步的最大動力。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愛自由過於麵包，愛真理過於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我們現在看見蘇俄的壓迫個人自由思想，但我們應該想想，當日在西伯利亞冰天雪地裏受監禁拘囚的十萬革命誌士，是不是新俄國的先鋒？我們到莫斯科去看了那個很感動人的“革命博物館”，尤其是其中展覽列寧一生革命曆史的部分，我們不能不深信：一個新社會、新國家，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決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張熙若先生很大膽的把五四運動和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相提並論，並且很大膽的說這兩個運動走的方向是相同的。這種議論在今日必定要受不少的批評，因為有許多人決不肯承認這個看法。平心說來，張先生的看法也不能說是完全正確。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至少有兩點是和民國六七八年的新運動不同的：一是蘇俄輸入的黨紀律，一是那幾年的極端民族主義。蘇俄輸入的鐵紀律含有絕大的“不容忍”（Iion）的態度，不容許異己的思想，這種態度是和我們在五四前後提倡的自由主義很相反的。民國十六年的國共分離，在曆史上看來，可以說是國民黨對於這種不容異己的專製態度的反抗。可惜清黨以來，六七年中，這種“不容忍”的態度養成的專製習慣還存在不少人的身上。剛推翻了布爾什維克的不容異己，又學會了法西斯蒂的不容異己，這是很不幸的事。
“五四”運動雖然是一個很純粹的愛國運動，但當時的文藝思想運動卻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運動。蔡元培先生的教育主張是顯然帶有“世界觀”的色彩（《言行錄》一九七頁）。“《新青年》”的同人也都很嚴厲的批評指斥中國舊文化。其實孫中山先生也是抱著大同主義的，他是信仰“天下為公”的理想的。但中山先生晚年屢次說起鮑洛庭同誌勸他特別注重民族主義的策略，而民國十四五年的遠東局勢，又逼我們中國人不得不走上民族主義的路。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國民革命的大勝利，不能不說是民族主義的旗幟的大成功。可是民族主義有三個方麵：最淺的是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立一個民族的國家。因為最後一步是最艱難的，所以一切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麵的兩步。濟南慘案以後，九一八以後，極端的叫囂的排外主義稍稍減低了，然而擁護舊文化的喊聲又四麵八方的熱鬧起來了。這裏麵容易包藏守舊開倒車的趨勢，所以也是很不幸的。
在這兩點上，我們可以說，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是不完全和五四運動同一個方向的。但就大體上說，張熙若先生的看法也有不小的正確性。孫中山先生是受了很深的安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自由主義的影響的，他無疑的是民治主義的信徒，又是大同主義的信徒。他一生奮鬥的曆史都可以證明他是一個愛自由愛獨立的理想主義者。我們看他在民國九年一月《與海外同誌書》（引見上期《獨立》）裏那樣讚揚五四運動，那樣承認“思想之轉變”為革命成功的條件；我們更看他在民國十三年改組國民黨時那樣容納異己思想的寬大精神——我們不能不承認，至少孫中山先生理想中的國民革命是和五四運動走同一方向的。因為中山先生相信“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轉變”，所以他能承認五四運動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的事”。思想的轉變是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條件之下個人不斷的努力的產兒。個人沒有自由，思想又何從轉變，社會又何從進步，革命又何從成功？
二十四、五、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