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他（或她）所置身的時代與環境，慈禧與武則天之間的差異及其產生的不同效應、不同評價，不僅是個人性格使然，更是不同時代作用下的必然結果。
武則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她所處的唐代——那是中國古代文明史上最為開放、博大而強盛的王朝，也是一個充滿激情與創造力的時代，猶如一個人的生老病死，唐朝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壯年與盛年時期，武則天所要做的，隻需順其自然、順應潮流，就能獲得名垂青史的成功，就能彌補乃至反撥所謂女人執政猶如雌雞司晨的負麵影響。
而慈禧所置身的時代——晚清，則與武則天的唐朝形成鮮明對照，如果說唐朝是中國古代曆史的正劇與喜劇，那麼清末則是一出典型的悲劇，悲劇的主角，無疑就是慈禧。
如果沒有席卷全球的近代化風暴，沒有外人的窺視與入侵，沒有西方強勢文化的滲透，作為一個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相對強盛的王朝，如若處於昔日山海隔絕或是相對封閉的環境之中，尚有一定的資本自我陶醉、悠哉遊哉。然而，時代變了，置身於列強環伺的夾縫之中，列祖列宗留下的傳統文化不僅沒有教導後人如何學習吸收西方異質強勢文明，反而以一種虛幻的優勢與頑固的姿態，不斷地束縛著孝子賢孫們前行的手腳。
就曆史的規律與本質而言，千古未有的大變局時代，呼喚具有開拓性的偉大人物，領導廣大民眾衝破羈絆、轉變觀念、更新知識、創造未來，而曆史與命運選擇的卻是慈禧！作為女人的她，又怎能改變、超越往昔的傳統與束縛呢？她所缺少的，正是偉岸與氣魄。
正因為她是一個女人，所以從來就沒有什麼建功立業、名垂青史的豪情與抱負，沒有引導國家走上康莊大道的規劃與藍圖，更不用說如俄國彼得大帝那樣求變圖強、大力改革的雄心壯誌了。她有著過人的機敏與才華，但目光短淺，沒有遠大的識見；她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卻沒有為國謀利、為民造福的公心，特別是普通百姓的利益與死活，她似乎從來就沒有想過；她是一個女人，一切憑著感覺走，當然，在每走一步的具體過程中，她還是相當用心的。
比如辛酉政變，開始時根本就沒有想到要奪權，隻是肅順集團欺負孤兒寡母，逼人太甚，她才以一個政治家的風度，縝密地設計、完美地施行了這場具有決定意義的政變。慈禧沒有雄心壯誌，也就不思進取，十分局限於滿足，許多事情見好就收，不向縱深處推進。比如洋務運動，僅隻限於技藝層麵，不去觸動製度、文化的內在方麵，張之洞正是摸準了她的“脈搏”，才不失時機地拋出了一部《勸學篇》，從理論上為洋務運動劃定圈子與框框。慈禧以個人權力為中心，無理性，無規劃，無條理，受著一些刺激，憑著個人喜好，走到哪算到哪，結果差點將整個國家引入了一條死胡同，若非傳統文化具備較強的自我修複能力，華夏民族有著無可比擬的堅韌與頑強，亡國滅種之災，並非危言聳聽之語。
慈禧一生最為熱衷的東西主要有兩樣：一是權勢，二為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