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數仁人誌士追求真理、改革社會、改變中國的過程，也是尋找杠杆，更是尋找最佳支點的過程。杠杆找到了，而落腳的支點，實在不敢恭維。當然，這並非仁人誌士之過，而是曆史給予的選擇空間有限，傳統局限了他們的視野，現實束縛了他們的手腳。
係列文化曆史散文《千古大變局》，便從“杠杆”的角度，切入一段距離我們並不遙遠的曆史——中國近代史。《千古大變局》不僅在時間上與我另一部以中國古代曆史為內容的係列文化曆史散文《曆史的刀鋒》相連接，創作體例也一脈相承。在鴉片戰爭至“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一時段內，以林則徐、洪秀全、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嚴複、慈禧太後、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袁世凱、宋教仁等近代關鍵性曆史人物為載體，兼及魏源、徐繼畬、郭嵩燾，從而探究、剖析、描述、反思中國近代曆史的方方麵麵。
整個創作過程中，我一個最強烈而深切的感受，便是近代曆史人物大都被漫畫化、臉譜化了——不是被拔高神化，就是被矮化鬼化。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形，實與曆史賦予的使命密切相關。近代所麵臨的任務，一方麵要抵禦西方列強的滲透與侵略，維護國家的主權、獨立與尊嚴；另一方麵，則要除舊布新，改變原有的社會運行機製，促使中國擺脫羸弱與困境，走向繁榮與富強。抵抗侵略、維護主權的英雄通常被推崇為道德與理想的楷模，比如林則徐就是；而另一類精英，既要經受自我認識、自我嬗變、自我轉型的痛苦煎熬，還得改革舊有傳統，觸及廣大民眾認可的固有觀念，觸犯某些集團的既得利益，遭致方方麵麵的誤解反彈、無端掣肘、謾罵指責乃至猛烈攻擊，在一種起而哄之的情緒化氛圍中，被“妖魔化”地貼上“漢奸”、“買辦”、“賣國賊”之類的標簽，比如郭嵩燾、曾國藩、李鴻章就是。當然，還有另一種情形，那就是政治的利用與宣傳的需要。
因此，《千古大變局》的創作過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去魅、去惑、去蠱的過程，為近代人物正視正聽、正名正身，去掉“神化”或“鬼化”的外衣，還原為七情六欲的真實的“人”。
中國近代史隻有七八十年光陰，不過一個短暫的過渡期而已，與幾千年漫長的古代史相比較，就時間而言，簡直可以忽略不計。然而，它卻是中國曆史長河中一個極其重要的轉型階段，其內容遠比中國古代史更為豐富、複雜與深厚。
《千古大變局》是我創作耗時最長的一部作品。除了不斷地閱讀，不斷地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斷地思索，不斷地深化外，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法冷靜。我時常處於或激動憤慨，或鬱悶消沉的狀態。於是，就強迫自己停下筆來（嚴格地說是停止電腦的敲擊），待情緒平靜，複歸正常後“再續前緣”。無論個人，還是群體，乃至一個民族，隻有冷靜客觀地正視自身，正視曆史，才是一種成熟的表現，才能扔掉包袱很好地走向未來。因此，我必須保持一種客觀的態度，既深入其中又超乎其外，不能被某種情緒、某一觀點所左右。我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對自己說，要盡可能地客觀一些，公正一些，公平一些，留一份清醒與真實，還曆史以本來麵目。盡管如此，當敲完最後一篇的最後一個字時，我仍然情不自持，熱淚盈眶……
我們生活在曆史之中，逝去的一切無時無刻不以或深或淺、或顯或隱的方式作用於我們，影響著我們。我們從曆史中獲得生存的定位與行動的立足點，獲得理性的思索與人生的啟迪。與此同時，我們的一切，也將凝為具有無數詮釋方式與可能的永恒曆史。
正是從這樣的角度與意義而言，孫中山的遺言不僅適合於近代和現代，也同樣適合於我們今天：“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