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女人的墓誌銘
這個女人，是我的母親，一個本該活到今天、含飴弄孫的母親。
關於她的記憶，似魚肚白天邊的幾痕星光，已經十分依稀——
我記得最清楚的，隻是小學三年級時，一天放學回家，隻見童年時很少見麵的父親（他長年在單身宿舍裏有自己的書房），似霜打了的茄子，臉上灰灰地在和母親嘀咕著什麼。父親1940年北京大學法律係畢業，畢業後沒進國民黨司法機關，也未開業去做律師，而是一直在大學裏教書。一解放，眼見舊社會的司法人員，多數不是被打成了曆史反革命，就是遭到遣散，破帽遮顏過鬧市，他深為自己的選擇感到慶幸。對這個隻需無產階級專政、不需西方法學理論的國家，在高等學校裏一筆鉤去了法律專業更是毫無怨言……
他勤勉地重修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書架上壓滿了馬恩列斯毛的經典著作。像一隻急於要跳進油鍋裏的大蝦，以展露自己通體的紅色，他當上了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可是，毛澤東有一句震聾發聵的名言：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該剝去。果然，在1957年的那場風暴裏，他被打成了右派。那天，我感覺生命力很是旺盛、隔一年一個、一氣生下五個孩子的母親，那一向爽朗、光潔、頗為富態的臉上，第一回皺紋滿布得像一張鋪開的魚網。
以後的敘述便要跳躍式了，因為很快，我們一家人得各奔東西。
1957年末，黨號召幹部上山下鄉，母親積極地報名了，此時最小的妹妹才兩歲，她若想做個好母親，她便不應該走。我想這不僅是因為她政治上曆來要求進步、工作中總爭強好勝（倘若建國之初，黨便號召計劃生育，我想我下麵一定會被“計劃”掉三個弟妹），更是為著無法承受在學院的不少牆麵上貼滿丈夫大字報的日子裏，她得擯棄一切聲音，低著頭走路。
她去了九江附近一個叫賽城湖的墾殖場，兩年後因工作需要，又調到進賢縣青嵐湖水產養殖場。
這時，父親也被下放監督勞動了，許是主事者的惻隱之心，父親恰分去了青嵐湖，隨他去的還有三個弟妹，隻剩下我一人在南昌住讀。按說，兩人實際上並不在一起，母親在總場做會計，而父親在幾十裏外的一片沙洲上種菜、放鴨，她依然似呆在麻瘋病院，又打報告要求調去了永修縣三角圩水產養殖場，隨她走的是最小的妹妹，那是一個交通十分不便、離縣城有十幾裏水路的地方。
當時，我自然不知道這其中的曲折，我幾乎全部的注意力，都綣縮在似海深的喉嚨裏。每到上午第四節課和下了晚自習時，我清楚地聽見自己的肚子裏生猛地打起了戰爭，為此學校取消了往往排在第四節課的體育。多少個月黑風高之夜，我和幾個家不在南昌的同學，去附近農村的菜地裏偷摘青菜、卷心菜，回來粗粗地在水龍頭下一衝，往既是臉盆又是洗腳的盆子裏一扔，加滿水，再架上幾塊磚頭一煮，沒有油，最多撒撮鹽，可隨之肚皮囫圇，夢也囫圇……
母親顯然也想做個好母親。1961年6月，端午節的前兩天，她來南昌看我，給了我一瓶炒黃豆，一罐鹹菜燒肉。晚上，她帶我去市裏看了一場電影，好像是一部匈亞利的片子，叫《密碼》。此時的洪都，天熱幾近揭鍋的蒸籠。看了半場，體態微胖的母親實在坐不住了，我們出來，坐在馬路牙子上，她大口地喘氣，不停地用手帕擦汗、扇風。她到底給我講了些什麼，我想了三十多年，也想不出究竟來。次日一早，她又背上幾包自己省下來、再通過關係買一點的食物，去了進賢縣。用個美化她的比喻，她好似當年解放戰爭裏那些仆仆風塵、奮勇支前的大嫂……
過了三天，一個電話打到學校，一位老師接到了告訴我，說母親病危，父親已趕來南昌，要我趕快和他去永修。是日，坐夜車到了永修縣城，場部明日才能派船來接我們去。父親畢竟是塊老薑，他打了一個電話問縣醫院，這兩天有沒有死者？又再問：死者是男是女，多大年紀，是什麼單位的？一會兒，我見父親手裏的話筒，嗖地落下來，好似一顆美國佬扔向廣島的原子彈。
次日，父親和我徑直去了母親的墓地。年僅6歲的小妹在遠遠的堤壩上等著，身邊是場裏的一位幹部，她不知道我們去幹什麼，她看慣了當地老表們下湖摸魚，也許她以為我們也是去摸魚。這地方是湖水裏的幾座小山，叫戴家山，是附近戴姓家族的墳山。母親死得突然，她從進賢回到場裏，一天趕了一百多公裏路，先進辦公室，拿起一杯涼水就猛地喝了下去，隨即臉上一片紙白，人也昏倒在地上。場裏沒有醫生，派人送去縣醫院，可未等到醫院，人就已經斷氣。醫生診斷，母親不過就是中暑，倘若能抬到一個陰涼、通風的地方，再用土辦法刮刮痧，她便不會死去……
六十年代初，縣城裏還沒有火化一說，更不會有冷藏設備，屍體運回場部，因天氣太熱，隻能趕快處理：匆匆找來幾塊木板，釘了一付簡陋的棺材。一個副場長剛好姓戴，答應就讓埋在戴家山，因是孤魂野鬼，寄人籬下，不能葬在高處，隻可埋在山腳下，墓碑也沒有立，墳前隻插了根竹牌。那意思是無論於情於理，你們家屬都得將其盡快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