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並不顯眼的山窪是我每次經過唐古拉山時必去的地方。
為的是祭奠一個幼小的生命，也為了重溫母親的一腔深情。
在我的記憶中，那是我在西藏呆的七年裏最冷的一個冬天。
當時西藏的叛亂還沒有完全平息，我開車去邊防某地執勤，行至唐古拉山上車子拋錨了。無法排除故障，隻好原地等待後麵的救濟車。要知道那是零下40多度足可以把人的鼻子凍掉的天氣呀！
我用皮大衣把自己裹得嚴嚴的，像個棉球似的坐在駕駛室裏。肆虐的風雪像老虎撲食一樣撲打著擋風玻璃，駕駛室頂哪怕是針尖小的縫隙鑽進來的風都是刺骨的。可是，我並不覺得冷。這除了那件禦寒的皮大衣為我擋風遮寒外，還有一件護身符——棉背心。
這件棉背心是母親特地從家鄉八百裏秦川給我郵寄到高原的。千裏之外的母親從我入伍後寫回的第一封家書中得知我經常開車跑的青藏高原上六月也下大雪，她整日操心不安，便連著幾個晚上點燈熬油地為我趕做了一件棉背心、一雙棉鞋。背心裏的棉絮是當年的新花，母親用彈花弓彈了一次又一次，柔柔軟軟，虛虛脹脹。她不識字，在托六哥寫給我的信上說道：“你一年四季有近300天的日子在飄雪結冰的路上跑車，天氣冷，一定不要凍著自己。俗話說，頭、腳、心別受涼。這件背心和這雙鞋子你出發上路時要穿上，我就不做帽子了，你們部隊發的皮帽是很暖和的。媽不在你身邊，隻有靠你自己愛惜自己了。”
從此，我每次出車都要穿著母親做的背心和棉鞋。
……
此刻，我安然地坐在駕駛室裏，任憑外麵的暴風雪有多大，我心裏都是暖融融的。母親仿佛就坐在我身邊，溫暖著她的兒子。
我竟然半睡半醒地進入了夢鄉。
不知過了多久，一陣急促的敲打駕駛室門聲把我驚醒。開始我不敢開門，荒郊野山，又是深更半夜，誰會來找我？後來敲門聲變成了拍打聲：是一位老婦人用藏語在呼救，我馬上開了門。
就這樣，我見到了那位抱著女兒的藏族老阿媽。
阿媽一句漢語也不會說，她十分焦急而傷心地給我講述著什麼。我呢，來藏區執勤前隻是臨時突擊學了幾句常用的藏語，我隱隱約約地聽得出她在說：今天傍晚，她家的帳房被一夥叛匪燒掉，丈夫遭到慘殺，他們還要搶走她的女兒……
我把這母女倆讓進了駕駛室。阿媽始終抱著女兒，從上車後一直在哭。我打開駕駛室燈，一束微弱的光照在姑娘的臉上。姑娘臉色青紫，很像凍青了的茄子，雙目緊閉，嘴唇失血。我不知道她是凍的還是因為別的什麼原因。我要求替阿媽抱一會兒孩子，阿媽未答應。我立即脫下皮大衣，讓阿媽給孩子披上。阿媽把皮大衣在膝蓋上鋪展，然後把孩子用皮大衣嚴嚴實實地包起來。這時我馬上想起了身上的棉背心，我忙脫下背心，動手給姑娘墊了胸部。阿媽望了我一眼，然後又扭過頭去抹眼淚。
我見姑娘的嘴唇幹裂，就從行軍壺裏敲下來一塊冰渣，放在她的唇上。阿媽看著，搖了搖頭，意思是沒有用。
暴風雪仍然是那麼猛烈。高原的世界總是不太平的。
阿媽還是緊緊地摟抱著女兒，女兒始終沒有醒來。直到最後我才知道這個姑娘是被叛匪打死的。
她離開這個世界時，身上還穿著我的皮大衣，墊著母親為我做的那件棉背心。
次日，雪停風止，唐古拉山又恢複了那慣有的寂靜。阿媽要抱著女兒的屍體回家，她說，女兒雖然走了，但仍然是她家裏的人，她要把女兒安葬在家的旁邊，她要天天看著女兒，也要讓女兒天天看著她。臨走前，她要把皮大衣和棉背心還給我，我按住阿媽的手說：“這是一位母親的心，你一定要帶上它！”她仿佛聽懂了我的漢語，反問：“母親？”我告訴她，這是我母親專門為我做的防寒衣，我把它送給了小阿妹。她似乎聽懂了我的話，抱著女兒踏著山中積雪深一腳淺一腳地走了……
後來，我把這件事給母親詳細地寫了一封信，信的最後說：“我把您為兒子精心做的棉背心送給了一個藏族的小阿妹，她穿著它離開了這個冰冷的冬天。我用您對我的關愛溫暖了藏族同胞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