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米輸往大陸，再加上奸商的囤積倒賣，結果就是台灣明明在1946年稻米豐收，卻鬧起了米荒——截止到“二二八”事件前夕，國民黨接收台灣僅僅16個月，大米價格卻上漲了250倍，台灣人民因無米可炊而全家自殺之事常有發生。被饑餓所迫的人們，男人成為小偷強盜，女人當了娼妓，光是盜竊犯就使牢獄爆滿，收容人數超過平常的三四倍。
再加上國民黨官吏的昏聵無能、貪汙舞弊，致使台灣全島百業蕭條、失業率飆升。到1946年底，台灣的官營、民營工廠已有90%停工，80萬工人失業，占全島人口的10%以上。此外，在1946年以後，又有數十萬留日學生、退伍軍人、軍屬家眷陸續從日本返台，使得島內的失業問題更加嚴重。而民眾對國民黨政府的怨憤，更是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各地社會秩序一片混亂，軍民衝突、搶米暴動、示威遊行接連不斷。
於是，台灣回歸祖國才一年多的時間，島上同胞的心情就已從光複之初的期待與喜悅，變成了難以言喻的失落和絕望——即使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治下，他們的生活也不曾如此慘淡過。戰時的物資配給雖然匱乏，但番薯土豆還是能混個半飽的。可是等到國民黨政府一來，台灣人民卻是徹底沒了活路……很多大失所望的台灣人紛紛抱怨，早知道回歸祖國就是這麼個下場，還不如繼續給日本人當二等公民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台灣民眾對國民黨政權的怨憤情緒日積月累，卻無處發泄，最後終於迎來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總爆發——這就是至今仍然時常被台灣媒體提起的“二二八”事件。
從表麵上看，台灣“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和過程，跟前些年的“阿拉伯之春”頗有異曲同工之處——1947年2月27日，國民黨專賣局的稽查員（有點類似於武裝城管）在台北街頭毆打一名賣煙小販，引起了圍觀市民的公憤和斥罵。國民黨稽查員為了恐嚇市民，竟然當場開槍打死一人，頓時讓台北市民更加群情激奮。第二天，即2月28日，數萬市民上街示威遊行，向國民黨當局請願，要求懲辦凶手，但反動的國民黨當局竟然用機槍掃射遊行民眾，造成一場血腥慘案……
至此，示威遊行真正變成了武裝暴動，台北的起義市民於當日下午占領了廣播電台，號召全島人民一起反抗，進而讓這場大暴動猶如二十一世紀的“阿拉伯之春”一樣，以星火燎原之勢迅速席卷全島……
在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前後，雖然有一些**人和台籍退役日軍參與其中，但總的來說，這並不是一場**組織策劃的武裝暴動，更不是什麼****漢奸組織在死灰複燃（那年頭的日本還是美軍占領區，究竟是怎樣的傻瓜才會去投靠日本啊），而隻是一場自發性的民變，同時也是當時全國範圍內“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此次事件之中，由於對祖國大陸的現狀缺乏了解，憤怒的台灣民眾沒能把國民黨的貪官汙吏和普通的大陸同胞區分開來，而是一見外省人就群起而攻之，一時間滿街都是追打外省人的景象——這不僅讓許多無辜的平民百姓遭到池魚之殃，也讓台灣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從此劃下了深深的鴻溝。
在事件發生之後，台灣各界名流紛紛向南京發出電文，懇求中央政府和平解決此事，而蔣介石的回答卻是********——數萬國民黨軍隊火速出動，拿出當年製造“四一二”****慘案的勁頭，在台灣大肆燒殺。
這支軍隊剛剛在基隆港上岸，就立即屠殺了兩千名碼頭工人，隨後進駐台北，展開了四天四夜的殘酷鎮壓。根據當時台灣人的描述，全城每一條街道都有軍隊在開槍。馬路上、小巷內，鐵路邊，到處是死屍。殘暴的國民黨軍隊甚至在工人聚居的棚屋縱火，把老弱婦孺活活燒成灰燼。接下來，台中、嘉義、高雄等地，全都遭到了極為殘酷的屠殺和掃蕩，其手段之令人發指，簡直無法想象他們是在對待本國同胞。一位台灣人悲憤地把國民黨軍隊的行徑比作南京大屠殺，並且聲稱“我的人生觀與中國觀一下子顛倒過來了”！
雖然類似這樣血流成河的殘酷場麵，在烽火連天、屍橫遍野的中國大陸早已是屢見不鮮，但在基本平靜了半個世紀的台灣島上，卻實在是幾十年來的頭一遭，不能不讓台灣百姓痛恨得刻骨銘心。
總之，“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曆史上的一大悲劇，是國民黨的殘酷腐朽統治在台灣的寫照，也是國民黨日後在台灣失去政權的一大曆史根源——通過蔣委員長的“殺伐果斷”，暴動確實是被平息了下來，但國民黨在台灣的形象也被破壞殆盡，從此在台灣同胞心中深深埋下了仇恨的種子，直至九十年代的全麵爆發。
（現在大家可以理解，******這個鐵杆的“台灣皇民”，為什麼會一邊當著國民黨的領頭人，一邊卻要從內部挖牆腳搞垮國民黨吧——幾十年積累下來的深仇大恨啊！）
在“二二八”事件平息之後，台灣島內的經濟形勢絲毫沒有好轉，而白色恐怖卻是愈演愈烈。隨著大陸戰局的節節失利，國民黨當局為了把台灣打造成可靠的****基地，一再在台灣展開“清鄉”，足足十幾萬人被扣上“******”的帽子逮捕，天天都有台灣人在無故被捕之後“下落不明”，一時間鬧得人人自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