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最早的一部史書，《尚書》在曆史上首次提出以德為先的德治思想，成為中國式管理的道德取向。
《尚書》又稱《書經》，是夏、商、周三代曆史檔案文獻彙編，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史書，也是世界著名的曆史典籍之一。
關於《尚書》的作者，曆來有多種說法，但司馬遷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編纂的。孔子是中國古代文化承上啟下的集大成者，生活在禮、樂廢《詩》《書》缺的春秋末期，周遊列國之後回到魯國，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編訂《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上麵。孔子收徒講學時，選用這些典籍作為教材，認為使人“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因此，《尚書》被尊稱為《書經》，被儒家列為經典之一。
古代的“尚”與“上”是同義通用字，因此，“尚書”亦可稱為“上書”。關於《尚書》，一般有三種解釋：第一種認為“尚書”就是上古之書，“上”為上古的意思；第二種認為“尚書”是人們尊崇的書，“上”是尊崇的意思；第三種認為“尚書”是君王的書，“上”是君主、君王的意思。現在一般認為，該書因所記為上古之事而稱為《尚書》。
“書”原本為史，上古時，史為記事之官，書為史官所記之史。《尚書》按朝代順序記事，上起原始社會末期的唐堯，下至春秋時的秦繆公，分為《虞書》5篇、《夏書》4篇、《商書》17篇、《周書》32篇四個部分，共58篇，真實反映了這一時期的天文、地理、哲學思想、教育、刑法和典章製度等，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虞書》記載我國上古唐、虞時代的曆史傳說，包括唐堯禪位給虞舜、虞舜的政治活動、虞舜和他的大臣禹、皋陶等人有關政治的談話等情節。《夏書》記載夏朝初期的事情，其中有啟征討扈氏的誓師辭，其中《禹貢》篇記載大禹治水以後全國的地理麵貌。《商書》記載商朝曆史，其中有商湯伐桀、盤庚遷殷時告諭臣民的講話。《周書》記載了周朝的曆史，其中幾篇介紹了周滅商以及周人如何鞏固對殷人的統治等情況，如武王伐紂、周公攝政、周公和成王東征等，是研究西周曆史的重要資料。
《尚書》各篇文體不盡相同，有“典”、“謨”、“訓”、“誥”、“誓”、“命”六體，有的是講演辭，有的是命令、宣言，有的是談話記錄。“典”即典範、經典，是人們所尊敬的書冊。如《堯典》記載堯、舜的事跡和言論，古代史官認為應當受到人們的尊重，把它奉為經典，所以稱之為“典”。“謨”即“謀”，如《皋陶謨》記載舜、禹、皋陶等人議論政治的談話，互相謀議，所以稱之為“謨”。“訓”即教訓，如《伊訓》記載大臣伊尹教訓商王太甲的話。“誥”的意思是告諭，口頭上或書麵上告諭別人都叫做“誥”。“誓”一般指出兵征伐或交戰前的誓師辭。“命”是命令的意思。
《尚書》使用的語言、詞彙都屬於殷周時代的上古漢語，比較古老，因而較難讀懂。韓愈說：“周《誥》殷《盤》，詰屈鼇牙。”在漫長的曆史中，《尚書》經曆了複雜曲折的過程，於是出現了真偽問題以及曆來對它的內容文字考證注釋的歧義。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把《尚書》列為禁書，規定民間所藏的《尚書》均需燒毀，之後，引起了後世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的爭論。漢武帝時，學者孔安國把古文《尚書》和當時通行的今文《尚書》互相校讀了一遍，但古文《尚書》直到王莽時才被列入官學。到東漢時，古文《尚書》逐漸盛行，當時的大學者馬融、鄭玄等人為它作注釋。但與今文《尚書》相比較，古文《尚書》還是不如今文《尚書》被人重視，以至於後來逐漸散佚。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蹟獻出孔安國的古文《尚書》。到唐朝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命令修撰群經正義，孔穎達作《尚書正義》和陸德明著《經典釋文》時，都是根據梅蹟所獻的這個本子。於是它便成為官府的標準本，後收入《十三經注疏》，廣為流行。
曆代研究、注釋《尚書》的著作很多，現今最通行的是《十三經注疏》本的《尚書正義》。清代學者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是比較好的注本，吸收了清代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近人曾運乾的《尚書正讀》和牟庭的《同文尚書》等，也可供參考。
《尚書》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曆史文獻，是研究我國原始社會末期和夏商周奴隸社會曆史的珍貴資料。司馬遷寫《史記》時，采用了《尚書》的材料，或錄全文，或取部分文字。《尚書》在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同時，《尚書》首次提出“德治”思想，提倡以民為本，敬德保民。這一思想構成了我國傳統道德思想主幹——儒家道德的內核，即以德為先。在現代企業中，貫徹以德為先的管理理念，能夠增強企業的凝聚力，提高士氣，提高生產效率，從而增強企業的應變能力，並使之獲得越來越多的外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