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的禮與荀子的禮有不同內涵，其根源在於兩者不同的人性論。
孔孟通古今，長於《詩》、《書》，由《詩》入，《詩》以道性情，認為人性本善；荀子精於製度典章之學，隆《禮》、《樂》而殺《詩》、《書》，由《禮》入，《禮》以立節製，認為人性本惡。
孟子主張人性善，主擴充，推原於惻隱之心；荀子主張人性惡，主矯正，認為人性雖惡，但應棄惡從善。
孟子論政事，崇尚道德，尊先王，寄理想於遠古，言必稱堯舜，專講王道仁政，向往太平大同之道；荀子論政事，重刑賞，法後王，對當時秦國的法治十分欣賞，專講亂世小康之道。
孟子講仁義，主張內發良知；荀子言禮，將禮作為修養工具，主張外範，應以嚴肅規範作為修養、約束自身的標準。
孟子認為天有意誌，主張天人合一；荀子認為天無意誌，主張天人相分，提出“製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的思想。
荀子認為學習《詩》、《書》的目的在於隆禮，治國的目的在於實行禮儀教化的王道。如果說《孟子》代表了儒家思想向內發展為治國平天下的方向，那麼，《荀子》代表了儒家思想向外發展為治國平天下的方向。
《勸學》、《修身》提出了今天仍值得重視的教育理論，“學不可以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不積跬步，無以致千裏；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這些都是富有智慧的人生格言。
馮友蘭先生認為，《荀子》一書帶有儒家總集的性質，夏曾佑認為兩千年的儒學是荀學。
對於《荀子》，唐代楊倞在重新整理的過程中作注解，清代王先謙作集解，收集了兩千年來關於這部書的研究成果，梁啟雄的《荀子簡釋》便於初學。
《荀子》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
“性惡論”是荀子的著名主張，是他在對孟子的“性善論”進行批駁的基礎上提出的。《荀子·性惡》中提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這是由人“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以及好榮惡辱、妒嫉排他等本性所決定的。如果對這些本能欲望不加以節製，任其自由發展下去，就會帶來不可收拾的社會惡果。盡管“性惡”是人之本能，但荀子認為，隻要對人性進行必要的改造，人是能夠化惡為善的，人人都可以成為堯舜一樣的聖人。
關於改造人性的辦法，荀子認為教化是最重要的途徑之一。他用盤水來做比喻，說：“人心譬如盤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須眉而察理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就是說，人心就像盤水一樣，盤水放正，濁汙自然沉澱在下，上麵清澈之水就足以鑒人；如果搖晃振蕩，把盆底的汙濁攪動，上麵的清水也會隨之變得渾濁，也就不能進行鑒照了。人隻要接受良好的教化引導，就能夠明辨事理，曉得是非大義。
荀子隆禮重法，重視後天教育。他主張，一方麵用社會規範、法則來約束人，不能放任人的本性自由發展；另一方麵，加強後天教育，用禮義之道來改造人性。
第一，隆禮重法
荀子的“隆禮重法”主張禮治與法治相結合，在“立君上之執以臨之”的基礎上，還必須“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至刑罰以禁之”。《君道》篇有“隆禮至法則國有常”的概括，《成相》篇有“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的論述。
荀子把禮、法看作治理國家、統治人民的兩種根本手段，但他更重視禮治的作用。他把“禮”看作最高的政治標準，說“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他強調禮是“治國之本”、“為政”的前導，“國之命在禮”，離開了“禮”，政治便不能推行，國家便不能維持。他說：“禮義者，治之始也”，“禮者，政之輪也，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荀子繼承並改造儒家的禮治思想，具有濃厚的儒家傳統特色，但他所強調的禮，已具有法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