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節日夜晚到達美國。可是，當我還沒出機場大廳，就迎麵遇上了幾個“萬聖節”的“孤魂野鬼”。問題在於，我看到他們之後，竟然絲毫沒有感到有什麼意外。我的意思是說，並不是我不覺得他們“奇怪”，而是我想象中的美國人本來就都是十足“先鋒前衛”，奇形怪狀的。
可是後來我才發現，平時，絕大多數的美國人都出乎我意料之外地正常。和老一輩的美國人聊起來，才知道他們小時候，要是不好好讀書，一樣要挨老師打手心，哪象現在的美國孩子，碰也碰不得。他們對於這個新世界新美國的困惑，比我還要深重得多。他們會痛苦地舉杯邀我為“失去的美國”幹杯，老淚縱橫。
我終於發現，我們都大大上了美國傳統歌舞劇的當，在那一排排高高踢起大腿的女孩子的滑稽表演中，我們基於自己的文化背景，十足把美國人與生俱來的幽默統統解讀成了“厚顏無恥”。實際上，盡管保守的內涵與我們不同，過去的美國也是屬於一個非常“保守”的地方。
美國的變化產生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和中國文化革命的時代恰巧吻合。中國 “革命”的各種信息跨千山越萬水地傳到美國，也已經變得麵目全非。美國“革命”的種種消息再反饋回去，聽上去好象也已經和中國革命的模樣差不多，好象他們正在努力向中國靠攏。這種陰差陽錯等我以後有了機會，一定要好好和你聊聊，實在是很有趣。
不管怎麼說，在美國那也是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當風暴席卷而去，雨過天晴，許許多多已經在原來的安靜生活中習慣了的美國人，期待著能夠恢複往日世界的平靜。但是，他們發現，美國已經不再是原來的美國，世界也已經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他們也麵臨著無可奈何亦無所適從的痛苦，這種痛苦至今未消。因此，才會有杜爾在競選時的口號，“我們需要在過去和現在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因為在大量的跨越了兩個時代的保守派民眾來說，過去和現在之間是斷裂的，中間有著一條被生生拉開的峽穀。
有許許多多觀念似乎沒有被延續，杜爾想宣傳的理念，他想做的事情，正是架起一座橋梁，把那些遺留在“過去的彼岸”的一切，引回這個迷失了的“現實的此岸”。他們堅信他們自己不會有錯，錯了的肯定是這個世界。所以，他們一再強調的一句話是 “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如果不是對“真理在自己一邊”持有信心，是不敢這樣教育這個世界的。
我發現我的許多自由派的美國朋友，也讚同保守派的許多具體觀點。例如一些和過去的平靜歲月緊緊相連的道德觀念。例如，要維護家庭，反對吸毒，要增強責任感，等等。他們無法接受的，是保守派確認隻有一種價值觀。在他們的價值觀內，就宣稱“對就是對的”，出了他們的價值觀，就判定“錯的就是錯的”。不論你所堅持的這種價值觀是多麼美好，當你要求這個世界隻局限於一種價值觀的時候，當你的價值觀不僅僅表現在嚴以律己，還發展成苛以待人的時候。這種價值觀就可能是禁錮思想的，也可能是危險的。因為它很容易走向極端。
對於價值觀的唯一認定，一走極端就是排斥異端甚至迫害異端。這在過去和現在，在美國和其它地方，都屢見不鮮。道德觀和宗教信仰一旦走向淨化，就可能發生迫害異教。北美洲從一開始移民，就有過清教徒對於教友派的迫害。民族自豪感一旦走向極端，就可能走向種族歧視甚至種族奴役。這在美國曆史上，有過對印地安人不公平和對黑人的奴役。政治理想一旦走向極端，就可能發生政治迫害，比如美國五十年代麥卡錫主義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