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子是關著的。站在警戒線以外的報導記者頻頻回頭，看一眼報一報。法庭外麵擠滿的人群，對這種以英語字母表達的暗號，也多少能猜出個八九不離十，所以，每當牌子舉上窗子，法庭外麵眾多等候消息的民眾，就發出一陣驚呼。我們這樣守在電視機旁的觀眾，也幾乎在法庭宣布的同時，就立即得知了結果。這一結果你也已經知道，辛普森被判對兩名受害者的死負有責任，並因此必須付給受害人家屬巨額賠款。
宣判之後的第二天，就有華人報紙以“辛案民事官司宣判，推翻刑事無罪判決”這樣的標題，來報導這場民事審判結果的。這肯定使得讀者對於美國的司法製度感到非常困惑。也許，你也會提出同樣的疑問，既然是同一個案子同一個嫌疑犯給判了兩次，兩次的結果又截然相反，那麼，那到底怎麼個算法呢？其中究竟哪一個判決算數呢？一個法製國家的司法製度怎麼可以允許在製度上發生這樣的矛盾呢？
實際上，這在美國人看來是一點也不矛盾的。在美國的司法製度的設計中，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它們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也就是說，這兩種訴訟本來就是兩回事，結果也就當然可以不同，它們之間根本不存在“一個判決推翻另一個判決”的問題。這兩個看上去矛盾的判決，完全可以不僅“合法”而且也“合理”地一起並存。
首先，必須回到這兩個訴訟不同的出發點上。在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審判中，它們的目的完全不同，因此它們的當事人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美國的刑事審判中，它所尋求的唯一目標就是“正義”。這樣的審判和對受害者金錢賠償之類的訴求，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即使在刑事審判中包括了沒收財產和罰款這樣的判決，與錢財有關的這一部分也是充公上交的。刑事審判尋求的是“正義”，尋找的是“罪犯”，它的起訴性質是“公訴”，定罪的結果，是剝奪被判有罪者的自由乃至生命。
在美國的刑事訴訟案中，提出起訴的一方，並不是受害者的家屬，而是在線索上歸屬於美國政府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之下的各級檢察官。案件的名稱通常是起訴地點的地名對被起訴者的名字，例如，“加利福尼亞州對辛普森”，“美利堅合眾國對某某”。
事實上，上麵的這個案件名稱是不完整的。完整的名稱應該是“某某地的人民對某某人”，如“加利福尼亞人民對辛普森”。因為對於刑事訴訟，原則上來講是一個地區的人民為在他們生活的地方發生的罪行，對嫌疑者提起“公訴”，為這一地區的人民尋找罪犯，尋求正義。
那麼，這個時候被害者的家屬在這場刑事訴訟中，又是怎樣的一個位置呢？他們僅僅是證人。而且，證人的地位完全是被動的。並不是你想要上去控訴表態就可以上去的。你和其他證人的地位是完全一樣。也就是說，隻有當一方的律師，通常是檢方，要求你上去作證你才可以上去，上去了就是回答律師的問題，答完了就下來。律師不叫你作證，那就沒你的事，你隻能坐在旁聽席上，靜候發展。
雖然美國的刑事訴訟是一場“公訴”，但是，作為原告的“人民”在這裏是一個集合體的抽象概念。落實到具體操作，司法調查和訴訟就和其它的公眾事務一樣，美國人民是通過憲法這樣的契約，委托一部分人組成政府來操作的。也就是委托被稱之為“公仆”的政府工作人員來代勞。這裏麵既包括警察局或者是聯邦調查局這一類的機構的調查，取證，也包括政府行政分支司法部檢察官的起訴和法庭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