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刑事案件裏，不論被告是否被判有罪，受害者的家屬是不用出一點訴訟費用的。整個這套班子動用的都是政府工作人員，並且可以根據需要動用納稅人的稅金進行全部操作。所以，人的資源是豐富的，經費通常也是充足的。因此，經過這樣一個轉換之後，名為“某某地人民對某某人”的案子，實際上就變成了“某某地人民的政府對某某人”的訴訟。問題也就隨之而出來了。盡管在理論上可以完成這樣的切換，但是，我們在以前也提到過，當政府已經建立，權力已經集中，它相對於人民的異化很可能在同時就開始了。因此，當訴訟的公訴一方在操作中被切換以後，訴訟的性質也可能被偷換了。
正是因為有訴訟性質被偷換的可能，因此美國人民認為他們有理由這樣擔心，一場代表著人民正義的公訴，是否有可能被偷換為政府利用司法對平民進行的迫害。一旦這樣的事情發生，作為個體的平民被告方在政府強勢的對比下，又是明顯地沒有招架能力。
你想想，如果政府官員們討厭哪一個惹麻煩的平民，想把他送進監獄甚至了結了他的性命的話，這不是太簡單了嗎？從搜羅證據提出證據，從審理判定到送進監獄，統統都是政府的人。更何況，刑事審判的訴求是刑事懲罰，它所涉及的是一個普通平民的自由乃至生命。這使得以個人的生命自由幸福作為最根本目標的美國人，覺得無論如何必須設法防止這種偷換。
因此，不僅在美國的憲法修正案中，加強了保護平民被告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同時在刑事訴訟的設計中，也有一整套保護被告公民權利的措施。它的做法依然是我們已經熟悉了的原則，就是政府的力量必須受到“平衡和製約”。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美國的民事訴訟。民事訴訟相對來說要簡單得多。美國的民事訴訟尋求的唯一目標就是對於受害者或者其家屬的“經濟賠償”，它和“尋求正義”的目標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當然，在民事審判中，也有人是希望通過審判結果，給自己“討個公道”，“有個說法”的。例如，一些根本談不上有損害的事件，也會有人因為“咽不下這口氣”而進行民事告訴。這時，就會發生象征性的“一美元賠償”的判決。使得大家對一場民事爭執，也給出一個“說法”來。但是，你也看到了，美國民事訴訟的一切結果，就是歸結到金錢上麵。
因此，民事審判的性質與刑事審判完全不同，它的判決結果民事訴訟尋求的是“金錢賠償”。它尋找的不是“罪犯”，而是金錢賠償的“責任承擔者”。它的訴訟性質是 “私人起訴”，判決的結果是“賠不賠錢”和“賠多少錢”。與涉案者的自由生命統統無關，它所尋求的僅僅是經濟賠償，說到底這場訴訟在法理上就是隻和錢有關。
民事案件的名稱一般都是“某某人對某某人”，也就是說，這裏的原告方一般都是個人，或者是一個法人。而被告方通常也是個人，法人。有的時候，被告甚至是政府機構。
象辛普森的這場民事訴訟，原告方與政府已經毫無關係，司法部的檢察官也不再出現。現在的案子的名稱已經是“兩名死者的家屬對辛普森”。原告方必須自己承擔風險，萬一敗訴，他們必須自己支付巨額的訴訟費用。政府不再動用稅金為原告支付任何費用。
正因為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訴訟，因此，它們是可以互不相幹地進行審理的。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法律規定，民事訴訟有個時效問題。原告必須在事件發生後一年之內就提出訴訟，否則這件事情就算過去了，以後法院不再受理。因此，在辛普森的刑事審判進行到一半的時候，也就是在案件發生將近一年的時候，本案兩名被害者的家屬，就已經分別作出決定，提出了民事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