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母親茹至鵑的寫作與影響
王安憶：
謝謝你們提到我的母親，因為她已經去世很多年了，現在有一些出版社要重新出版我母親的書，編輯甚至把她的名字都寫錯，把“鵑”寫成女字偏旁“娟”，所以我覺得時間過得非常快，人們的記憶力越來越不好。謝謝你提到她！
我母親是一個小說家，她寫作的年代和今天很不相同，必須要在很大的限製裏麵進行想象，所以她寫得很艱苦。小時候，我覺得她寫作象是一種受罰，白天要工作、照顧孩子、料理家務，隻能在晚上寫。而她對寫作非常嚴格，所以留下的作品不多。文革以後，八○年代的時候，她還寫了一些在我看起來是比較好的小說，後來漸漸地不寫了。有一次我記得很清楚，母親應出版社出書的邀約，整理她的小說，她這麼說了一句：“我那時候寫得真好！”我能夠想象一個寫作者，回望輝煌過去的心情。我母親一代人命運不濟，夾縫中求生存，盛年時又遭遇大動蕩，她整整十年沒有寫小說，待時代安穩，思想開放，她又要為適應變化而努力。母親對自己要求很高，我非常理解她後來為甚麼疏於寫作。她大約六十歲就基本停筆，七十三歲去世。很可惜，可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她曾經寫得那麼好，很難將就於寫一些敷衍的東西了。
我想這個結果應是由兩種情況造成的。一個是那個時代的嚴格性，她必須要把私人經驗和感情壓縮到公共主題中去，而那時代的公共母體又是極狹隘。即便如此，我母親在六十年代還受到批評，被認為「兒女情長」，不符合大時代潮流。但也因此──我覺得，在那時代縫隙間頑強透露出的個人性質有著寶貴的價值。另外，也不排除有個人的原因，我母親寫作不像我這麼隨便，我的時代是開放的時代，可以很任性地寫，在大量的實踐和實驗裏訓練、學習、進步。時代沒有給我母親時間和寬容，所以她留下的作品很有限。
1983年，我跟我母親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聶華苓老師從紐約請來一位大師，他為我們推斷過去和預測將來，他表述的方式非常文學，他比較我和我母親，說：“你們母女兩個人都是艱辛，可是母親是苦的艱辛；女兒是樂的艱辛。”我覺得說得很好。
張錦忠：
王安憶老師已經講得非常多了，需要很多時間去消化。我是很誠懇地這麼說的，她講了很多是我從來沒想過的東西，比如說，我從來沒想到中國當代作家會說材料少，因為十年浩劫、上山下鄉，中國大陸跟台灣比起來那麼大，中國作家的材料太多，很多新時期作家，傷痕文學、《反修樓》那一代，他們都寫了很多大時代的題材。聽了王安憶的一席話後，我必須重新思考中國當代作家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