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文革”時期的處境
王安憶：
您 對大陸革命時代的想象大致不錯，但個人和個人的情況還是有差異，可能和性格有關係，我格外地沉浸在自己的感受中，遠離家庭，沒有前途，生活有多般苦楚，看 不到人生意義，那時侯我就在想人生意義了。我的母親為了支持鼓勵我，給我寫信，她說：「妳可以把你所看到的記錄下來。妳今天可能是覺得沒有甚麼意思，可是 也許將來妳回頭看，對妳會有作用。」可是我偏偏沒有聽我媽媽的話。年輕時候總是被個人的苦悶限製住，看不到周圍的生活，那些生活是我鄙夷和拒絕。現在成熟 了，或是說處境變好，比較安全了，回望過去，覺得農村的生活也許並不如當時所覺得的那麼糟糕，也惋惜自己沒有好好地看，看見更多更有趣的人和事，可是我依 然覺得那不是我的生活，當你認為這個生活不應該是你的，它就和你沒有關係，你就看不清楚它，所以材料少。更可能是自己的問題。
張錦忠：
《啟 蒙時代》幾乎是你少年時代的一個投影，走過“文革”之後，你應該也二十來歲了。台灣有一個作家叫王文興，他的經驗其實也非常的狹隘，1948年來台灣，大 學畢業後出國到愛荷華，然後就回台灣大學教書，他說過：一個作家大概不需要太多的經驗，二十幾歲以後的經驗就不重要了，靠回憶二十幾歲以前的經驗就足夠寫 小說了。相較之下，你的記憶可能更多。
王安憶：
作 家是各種各樣的，像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一生在他的家鄉小鎮，就寫那裏的故事，也沒有妨礙他成為偉大的作家。將經驗限定在二十歲有一定的道理，在二十歲之前，似乎該經曆的事 情都已經曆，餘下的生活本質上是重複。可是我卻不太能夠得到滿足，可能我是一個過於熱衷於編故事的人，材料的吞吐量太大，所以就會感覺資源緊張。矛盾的 是，我性格裏又有一種懦怯，怯於介入社會，把自己封閉得很嚴實，將各種體驗放大，最後遮蔽了向外的眼睛。然而，倘若不是這樣內向的性格，也許我就不做作 家，去做別的可能改變世界的工作了。
張錦忠：
文學本來就是苦悶的象征，難怪王安憶會成為作家。時間差不多了，有沒有人要問最後一個問題？
提問者：
《長恨歌》是白居易諷刺當時政治跟人物的詩，不知道王老師寫小說《長恨歌》的時候有沒有這種曆史背景？另外，剛才您說您的母親是苦的，而您是快樂的，是不是表示現在大陸的寫作言論很自由，假如您寫作題材牽涉到政治，會怎麼樣去避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