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長恨歌》命題與創作自由
王安憶：
小說《長 恨歌》的命題確實和白居易的長詩《長恨歌》有點關係，關係就是那“長恨”不是這“長恨”。“長恨歌”這三個字分開看，首先是“長”，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故事 發生在千年以前，今天我們還在為他們痛楚懊惱。相對而言，我的故事不可能持續那麼久遠，隻不過幾十年前的淵源，我用“長”來反襯這個“短”。然後“恨”， 那是帝王的感情，我這些草芥般的小人物隻是一點怨而已，所以我用“恨”來襯托這個“怨”。至於“歌”的話，在新生市民社會哩，歌哭都平均分配成窸窣之聲 音。我是用那個“長恨歌”反諷我的“長恨歌”。
談到苦和樂的艱辛，我很慶幸我所生活的 時代比母親開放很多，即便像閻連科的有些小說在大陸被拒絕出版，但還能到香港和台灣尋覓出版機會，限製確實比以前鬆弛很多。但同時我也不以為在自由的環境 裏，一定就能成為好作家。做一個寫作者需要很多條件，也許內部的比外部的重要。剛才提到的苦和樂的艱辛，我不曉得那位大師如何界定，我的理解是：雖然寫作 同樣很辛苦，但是我比我的母親能夠在辛苦的寫作中得到更多樂趣，可能就是這樣。
張錦忠：
有的時候我們講“國家不幸詩家幸”，可見政治與文學的關係很難說清。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的座談今天就到這裏結束，如果各位還意猶未盡的話，請參加王安憶明天在逸仙館的另外一場講座。
再次掌聲謝謝王安憶！
（2014年10年22日整理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