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光中：
可是我對於馬爾克斯真的很好奇，他這麼了不起的一個小說家、一個文豪，為什麼跟古巴的那個獨裁者是好朋友？同樣的，海明威晚年也住在古巴，他跟卡斯楚好像也很要好的樣子，是不是因為很多人討厭美國？所以呢，反正你要跟能打進美國的人交朋友，人家就覺得你是好漢，有這種邏輯嗎？
王安憶：
拉美的曆史實在是太複雜，我們對它的了解相當有限，但是似乎並不妨礙我們熱情對待拉美文學。所以，文學和現實，作家和社會，其實是非常奇怪的一種關係。譬如說，我們了解得比馬爾克斯多一些的作家──俄國的或者說蘇聯的高爾基。高爾基在斯大林政權下，被當作社會主義文學的聖人，給了他特殊的待遇，同行們卻過著岌岌可危的日子，隨時可能被當作蘇維埃的敵人處決，或者送到古拉格群島，他則被供在神壇。我們無從知道他心裏想著什麼，我們隻能看他的小說。我們看到了什麼？一個人道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他筆下的俄羅斯下層社會，實已經超出階級的意義，而是一整個人間的苦難，仿佛耶穌甘願走上十字架代為贖罪的人類，可是非常奇怪又非常諷刺的是，他最後被納入權力世界，高高在上，以人民作家的名義淩駕於人民。我以為這裏可能含有知識分子和政治的關係，也是文學的虛擬性質和現實性質的關係。老師您看呢？這是一個很嚴肅的話題，在納粹政權底下，不是也有很多藝術家和獨裁者過從甚密，《鐵皮鼓》的作家君特·格拉斯最近坦承參加納粹童子軍的曆史，盡管誠實坦率是美德，我個人也不以為就能因而解脫責任，但是作為曆史中的個人，處境都是具體的，應該如何評價是個難題。
餘光中：
我想先談中國作家的例子好了。在（上世紀）30年代，有一個了不起的小說家沈從文，他很韜光養晦，政權改變之後，他就去研究服裝了，好像比較不容易惹禍。他的作品也比較溫厚，我看過他很有趣的一篇小說叫作《蕭蕭》。蕭蕭在那個農村，以這種封建儒家這個社會來講，她這種行為就很可能把她沉潭，把她淹死了；結果呢，原本悲劇的可能反倒變成一個喜劇的下場。
你對沈從文有什麼看法？
王安憶：
我認為沈從文是了不得的一個作家。沈從文筆下的人物，到了魯迅那裏，也許就是阿Q、閏土、祥林嫂、賀老六，是等待啟蒙的一批人，可是沈從文那麼熱愛他們，把他們寫得那麼可愛，在他們受屈抑的命運裏究竟還是有一點人生的美意。我很難判斷他在1949年以後到故宮裏做服裝研究，是因為寫作的能力消失了呢，還是他不能適應這個新興社會對文學的要求？我想可能兩者都有，我曾經聽北大錢理群教授談沈從文，他認為沈從文在此之前，寫作已經遇到瓶頸，似乎難以為繼，於是他去做服裝的研究。錢教授的意思是說，一個作家的興衰原因是複雜的，有著非常具體的個人理由，不能完全歸於時代和政治，這種泛意識形態的研究方法會妨礙我們真正了解文學的成因。但我寧可認為沈從文的興趣轉向，是出於表達形式的變化。一個人描繪生活可以有多種方式。沈從文覺得用小說來表達對世界的看法，已經窮盡可能，所以要換一個形式，那麼就再找一個吧，就是中國服裝的沿革，他以服飾來描繪他對世界的觀感。我聽到過一個傳說，不知靠不靠實，就是苗族人有一種特殊的記憶曆史的方法，就是在衣服裙褲上繡花。沈從文的故鄉是湖南，那邊有很多苗族的社群，會不會是企圖在服飾上尋找曆史，就像《百年孤獨》的那個智者讀羊皮紙上的密語。總之，沈從文覺得小說的方式已經不夠他用了，該用的都用完了，他要換一種方式來講述他的人生故事。我很為沈從文遺憾，他沒有得到諾貝爾獎。據說那年諾貝爾評委會已經在考慮他了，可是因為他離世沒能夠給予；諾貝爾獎的原則之一就是要頒發給活著的作家。
餘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