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張愛玲的差異除去時代的不同，大約還有個人遭際的兩樣。剛才我說過，我是新人類。內戰期間，胡蘭成在鄉下避難，看見解放軍士兵，年輕輕的，臉膛紅撲撲，不也是感覺新世界要來臨？我生活在新紀開元，百廢待舉，由於父母家庭的緣故，負麵社會還未進入視野，即便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中斷了教育，下放農村，父母家庭漸趨邊緣，但兒時生成的樂觀主義還是精神主導。我不以為社會就這樣子把我們給拋棄了，總是有一天會好起來，可不是嗎？後來“文化大革命”結束，換了天地！大約也是個人的性格，就不願把事情逼到絕路上，絕處也能逢生。很可能是一種淺薄的性格，總是向往光明，就像魯迅《過客》裏的那個小孩子，雖然沒看見，卻以為走過墳墓就會有鮮花，多少有些盲目吧。可是即便是張愛玲，愛著胡蘭成的時候，不是也從塵埃裏開出花來了？我曾經將張愛玲的小說《金鎖記》改編話劇演出，經我的改編，曹七巧變得很響亮、很豁朗，我也覺得痛快和過癮。如張愛玲那樣，逼視著人性和人世的陰暗是需要力量的，這也是一種涵量。
餘光中：
而且她的小說也會寫一個女人，上樓梯是走向一個無光的世界。她常常有這種負麵的描寫，譬如說現在我就不敢請張愛玲到這裏來演講，她不會像你這樣啪啦啪啦地講完。她的生活很低調，很多人去訪問她都找不到她。
王安憶：
也許還是時代造成的。我曾經讀過張愛玲和蘇青共同接受一名記者采訪，我感到她們兩位和那記者談話的時候非常活潑；那位記者顯然是位先生，她們跟那記者談笑風生，非常開朗有趣。那可能是在張愛玲最好的日子，因為出名了嘛，年紀輕輕的出名了，不是說出名要早？可能也遇到了胡蘭成，又有蘇青這樣的閨蜜，她就很高興。你們看蘇青和她要好，我覺得蘇青的性格對於張愛玲是一個很大的補充，因為蘇青是一個簡單明了的人，而張愛玲其實是，她心裏很明白蘇青是比不上她的，所以她和蘇青相處很放鬆。所以我在想張愛玲也有著快活的時候，後來也是一係列的人生境遇吧，使她越來越避世，從舞台中心區走到邊緣燈光黯淡的地方。就像餘老師剛才所說，她寫的女人是走到一個無光的地方，這很像她的心境。想象一下，如果她的生活不是發生這麼多事，如果時代不要這麼變革，胡蘭成和她一直好到底，胡蘭成不要替日偽政府做事，以至被追得四處逃亡，然後邂逅小周什麼的女人……我曾經看過一個老先生的文章，寫他50年代時候遇到蘇青，那時蘇青在上海的一個地方戲劇團做編劇，他說蘇青穿著一身列寧裝，能夠想象張愛玲穿列寧裝嗎？我們繼續想象，張愛玲和胡蘭成最後真的結婚，生了孩子，她也許也會穿一身列寧裝，也會去寫新社會需要的新劇本，事情就有些想不下去了，所以還是和個人性格有關，她不會如蘇青那麼變通。這麼說，她還必定是這樣的命運，必定走到沒有光的地方。可終歸是遺憾的，她要是不遇見胡蘭成多好！
我和張愛玲的差異除去時代的不同，大約還有個人遭際的兩樣。剛才我說過，我是新人類。內戰期間，胡蘭成在鄉下避難，看見解放軍士兵，年輕輕的，臉膛紅撲撲，不也是感覺新世界要來臨？我生活在新紀開元，百廢待舉，由於父母家庭的緣故，負麵社會還未進入視野，即便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中斷了教育，下放農村，父母家庭漸趨邊緣，但兒時生成的樂觀主義還是精神主導。我不以為社會就這樣子把我們給拋棄了，總是有一天會好起來，可不是嗎？後來“文化大革命”結束，換了天地！大約也是個人的性格，就不願把事情逼到絕路上，絕處也能逢生。很可能是一種淺薄的性格，總是向往光明，就像魯迅《過客》裏的那個小孩子，雖然沒看見，卻以為走過墳墓就會有鮮花，多少有些盲目吧。可是即便是張愛玲，愛著胡蘭成的時候，不是也從塵埃裏開出花來了？我曾經將張愛玲的小說《金鎖記》改編話劇演出，經我的改編，曹七巧變得很響亮、很豁朗，我也覺得痛快和過癮。如張愛玲那樣，逼視著人性和人世的陰暗是需要力量的，這也是一種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