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以來，士族風氣濃厚，士族與庶族之間地位懸殊。唐朝建立後，社會等級的編製也出現了否定門閥製度的趨勢。但是，幾百年來的門閥觀念在唐初社會上還有著強大影響。唐室天下的取得主要靠關隴士族擁戴，既得天下，關隴士族集團成為穩固統治的重要基礎。唐太宗為穩固統治，也要依靠這一集團。他想抑製一下舊朝士族，目標主要是聲望和曆史傳統地位很高的山東士族，特別是崔、盧、李、鄭等山東大姓，而不是關隴士族。貞觀八年，唐太宗命高士廉等撰寫《氏族誌》，是想借此提高包括皇族在內的當朝貴族的聲望。
貞觀十二年《氏族誌》修成後，唐太宗見崔民幹被列為第一等高門，甚至排在皇室之前，深感這種做法與時代精神不合，於是提出了一個新的原則來劃分等級，命令加以修改。新舊原則都承認現時權貴也承認過去冠冕、父祖官蔭的做法不同，是以當今官爵高下劃分社會等級的原則，說白了，不看祖宗多大官看你現在多大官。
但是，那些熟悉和維護門閥製度的修撰者們一時還跳不出舊有觀念，修改後的《氏族誌》中，許多當今沒有高官厚爵而以過去冠冕著稱的舊士族，仍是居於皇族、外戚之下的最高等級。所以說，貞觀《氏族誌》隻是提高了皇族和外戚的地位，許多現時新貴的社會地位沒有得到承認。
於是，還有一些高官以通譜聯姻等方式攀附高門，同時，更廣大的一般地主出身的官吏們，雖然通過各種方式以得到迅速升遷，但在門第上仍不能躋身於高層。這在當事人看來是榮辱攸關的大事。
尤其是高宗即位後的幾年來，邊境戰爭連年不斷，對軍功的賞賜也很豐厚。像薛仁貴在太宗末年白衣從軍、立功後由兵卒致位五品遊擊將軍，這種情況越來越普遍。又如蘇定方，雖說隋末已投身農民起義，貞觀初年也曾隨李靖擊突厥，但至永徽初年也隻是個四品下階的中郎將，顯慶後連立大功，迅速提拔為正三品的大將軍，封為從一品的國公。這些為數不少的新近因軍功而置身高位的官僚們，越來越迫切地要求取得法定的社會地位。還有一些人雖無軍功卻也迅速做了高宮。如李義府，在投身武則天的過程中做到了三品中書令。即便是李勣，雖在貞觀時已位重官高，但到死，他在貞觀《氏族誌》中也沒有列入很高的等級。很難想象，經過幾十年的出生入死，做到了位極人臣的三公（正一品），李勣沒有抬高自己家族門第的願望。而舊的《氏族誌》裏麵記錄的是當年和太宗一起打天下治天下的勳貴，武則天的支持者大多不在其中。
世易時移，打破《氏族誌》的框框，重新確定權貴們社會等級的任務被提上了日程。顯慶四年（公元659年）三月，由許敬宗、李義府等人建議，高宗下詔改《氏族誌》為《姓氏錄》。
《姓氏錄》本是針對武氏和新貴而定的，所以它比《氏族誌》更加“崇重今朝冠冕”。《姓氏錄》的指導原則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這樣一來，連以軍功至位五品以上的軍卒們都成了士族。
《氏族誌》雖然也列入了沒有舊時去冠冕的新貴之家，但不記其郡望，而隻對舊士族卻敘錄郡望，著意考辨其真偽。其實，像武氏這樣在開國過程中興起的新貴在《氏族誌》中未敘郡望的家族還有許多，李勣即是一例。所以，許敬宗的提議，不應隻是得到武皇後的讚許，背後還有更多的人加以響應。為此，高宗下詔編輯200卷的新《姓氏錄》。高宗親自作序並確定應遵循的等級序列。
《姓氏錄》在長孫無忌被貶之後迅速修訂成，並於顯慶四年（公元659年）六月頒布，這無疑是武則天勢力的一個重大勝利。在《姓氏錄》中，武則天與長孫皇後的家族並列第一等，但作為長孫家族的中心人物長孫無忌卻已被削去官爵，其家族弟侄及子孫即使沒死的也已被除名為庶人，實際上已無人入敘《姓氏錄》的族譜中。李勣之家進入第一等，許敬宗、李義府以宰相資格進入第二等，還有大量因功提拔為五品官爵者都列入了《姓氏錄》中。盡管由於根深蒂固的門閥觀念的影響，社會上還存在著對《姓氏錄》的抵製，但是，《姓氏錄》畢竟以皇帝的名義頒布推行了，李義府還上奏收天下《氏族誌》而焚之。
新誌的標準很明確：皇朝得五品者書入族譜，也就是說，五品（當然包括五品以上的人）官可列名於《姓氏錄》。而且，《姓氏錄》一律不注明郡望，完全以官品高下排列等級。這與傳統的標準如婚宦、血統、門風、家學等是針鋒相對的。現代人可能不把這當做一回事，但是在唐初，門閥觀念的殘留還很深遠，無論多顯赫的官員，都把立門戶、傳姓氏當做頭等大事和無尚榮耀。而《姓氏錄》打破了高門大族長期依據“家庭出身”和社會承認對門第的壟斷，讓五品以上的官員都能榜上有名，這是多大的誘惑啊。
《姓氏錄》同樣重視軍功。與舊的《氏族誌》不同的，新誌收錄的多是近期對外戰爭中湧現出的新的英雄人物。一個出身庶族的普通戰士，可以通過積累軍功，達到五品，上升成為士族。這是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