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通過“雜色入流”，使得大批的胥吏，得以入流內，從而在流內低層官員中，安排了武後大量的擁護者的話，那麼，通過《姓氏錄》的修訂，就使得那些五品以上的人，成了欽定士族。於是，在中層以上的官員中，特別是在武官中，又收買到了一批擁護者，軍隊指揮官中有不少的人，成了武則天的黨羽。至少，他們在武則天與長孫無忌的鬥爭中，不會采取支持無忌的態度。如果一個統治者沒有牢牢地把握兵權，他的寶座是不穩固的。長孫無忌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永徽奪宮之後不久，他逐漸喪失了發動反政變的能力，武則天已逐漸地控製了軍隊。也就是在這一年，武則天發動了對長孫無忌的最後進攻。
除了雜色入流和修訂《姓氏錄》之外，還有一項更具跨時代意義的舉措也開始實施，那就是科舉製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些變化，即“製科”舉人開始多了起來。唐初科舉取士還處在官僚隊伍來源的補充地位。與此同時，庇蔭為官的製度仍盛行，而且貴族子弟上升速度非常快，勳舊大臣的子孫一下就授以高官。製科是皇帝臨時下詔選拔特殊人才的途徑，高祖、太宗時情況不詳，高宗永徽三年以後，不斷設科舉人。尤其是顯慶四年（公元659年）三月，設八個科目舉人，應舉者達900餘人，選拔出了郭待封、張九齡等人，進入弘文館隨仗供奉。這似乎是對長孫無忌集團發起總攻之前一次招兵的象征。武則天從此看到了通過製科選拔人才在收買人心方麵的效應，所以等她將來臨朝稱製以後，便大開製科，既以祿位收天下人心，又因此選拔出許多經世治國之才，這些都是後話了。
要想牢固地把握住權柄，最根本的還是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給他們以利益，這樣才能換來他們發自內心的支持。對武則天來說，不僅要在外朝籠絡住自己的私人勢力，更重要的是取得大多數中下層的官僚的認可和支持。以長孫無忌為代表的關隴舊貴族，維護的是小集團的利益，排斥大多數關外勢力和庶族地主。武則天正是反其道行之，獲得了大多數官僚的支持。
“雜色入流”為武則天獲得了大批低層官員的心，《姓氏錄》的修訂使五品以上的人成了欽定士族。士族和庶族之間嚴格的等級界限終於被徹底打破了。
遷 都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武則天把朝廷遷往洛陽。
武則天的重大策略都有她的政治目的。高宗時，她修大明宮，運用這一表麵看來毫無政治意義的事情，分開了內廷與外廷之間的緊密聯係，從而削弱了宰相權力對皇權的約束。接著，武則天又力促遷都，通過遷都洛陽來進一步鞏固她的權力。
所謂把握住大的利害關，是指能根據時代發展的步伐或製度變遷的需要，及時調整政策，趨利避害。它涉及的不是小權小利，而是關乎政權興衰的財脈。統治者把握住這一點，就為掌好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集中體現的是移都洛陽。
武則天皇後位子剛一坐穩就開始醞釀一件大事——把首都從長安移到洛陽。朝廷事實上已於太宗時期分三次遷到洛陽。但在顯慶二年（公元657年），武則天終於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洛陽被正式定為第二個首都，而不隻是朝廷的行宮。每個部和每個衙門都在洛陽設分支機構。當然，這是一項大工程，此後的五年，武則天一直為此努力。龍朔二年（公元662年）在洛陽辦起東都國子監。高宗時期，朝廷遷往洛陽不少於七次。高宗統治在建立新都後的26年中，約有10年在洛陽上朝。鹹亨二年（公元671年）高宗一行駕幸東都時，許多政務還要在長安處理，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把太子留在長安，就是武則天的有意安排。因為這樣可以把那幾位宰相也留在長安，便於自己改組政府。而且，決定把李顯召到洛陽之後，除裴炎外，留在長安的宰相都沒有接到隨同前來的通知。
公元682年，朝廷最後一次遷往洛陽。在這次轉移政府的過程中，舊的宰相集團中那些武則天的障礙被紛紛去除：李義琰在公元683年請求退休，獲得武則天批準。中書令崔知溫在洛陽去世。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也在長安病得不能開口說話，上表請求退休，很快獲得批準。八月，太子李顯被召往東都，裴炎隨往，任命李顯的第二子唐昌王李重福為京師留守，唯一還留在長安的宰相劉仁軌被任為副留守。皇帝、太子以及除掛名宰相劉仁軌外的所有宰相，都已集中到了洛陽，武則天組建新政府的計劃宣告完成。從此，整個朝廷經常遷往新都去處理公務，這已成為定製。雖然在空蕩蕩的京師始終保留著一個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實際上不但整個皇室及其隨從，而且中央政府的全部行政機構在這幾次遷移中也轉移一空。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武則天永久性地把朝廷遷往洛陽，一直到公元7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