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在東、西兩個京都之間來回遷移，使帝國財政極度緊張。幾次遷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亂，而且耗資巨大。眾多的扈從人員給所經之地帶來了貧困。洛陽需要建造許多新的宮室和官署，以提供一個京都的必要設施。耗資巨大的工程在高宗時期不斷進行。因此，進行這一新的和花費極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因。
第一個因素就是被傳統曆史學家所強調的武則天的情感和精神狀態。據說在除掉王皇後和蕭淑妃以後，迷信的武則天常看到她們的鬼魂作祟。蕭淑妃臨死前的詛咒效果如此強烈，以致武則天一生都不能擺脫它。她時常感到貓的威脅！自武則天奪宮成功之日起，她常見王、蕭二人披發如厲鬼的影子。為此，她換了幾次宮殿，但還是擺脫不了這種幻影。最後隻好長居洛陽，不歸長安。
第二種解釋純粹是經濟方麵的。長安位於比較貧窮和生產不發達的地區，易遭受長期的嚴重幹旱。從外地供應長安穀物既困難，費用又極大。供應洛陽，便容易得多，因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複雜的河渠網係。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四月，由於關中受災，糧食匱乏，高宗和武則天決定前往東都洛陽。因為那裏受漕運之便，庫存了許多從江淮運來的糧米，可以保證大量官員的吃飯問題。
都城範圍廣闊，人口繁多，日常用水自然不少。引導附近河流，使之流入城內灌注各處，也就成為當務之急。而水上交通也比陸地方便，如能用之得宜，更有助於都城的繁榮昌盛。長安和洛陽在這一點上基本是相同的，隻是由於地理條件所限製，而有所差異。長安位於龍首原，平坦無阻，故宮城、皇城和外郭城依次而南，條理井然。洛陽則有洛河橫貫。洛陽有洛河從城中橫穿流過，引水自較長安為易。隋煬帝開鑿通濟渠和永濟渠，是以洛陽為肇始之地。
由於有河流和渠道都流經洛陽城內，城內不僅有水上交通航路，就是一般用水也較為方便。由於引水方便，一些達官貴人的邸第中就能都有池沼，甚至還都相當廣大。白居易的宅在長夏門東第四街履道坊，宅地17畝，水居五分之一，中有島樹橋道！這樣的情況在長安城是少見的。
作為都城，不但要是政治中心，還要是經濟中心。唐朝當時的中心應該放到揚州。後來隻有益州能夠和它相比，因而有了“揚一益二”的說法，長安和洛陽更是居於其後了。洛陽雖然說不上是經濟中心，還是比較繁榮的，仍然可以作為經濟都會。武則天改東都洛陽為神都時，又徙關外雍、同、秦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充實洛陽。這麼多的人口，其中還夾雜著許多達官貴人，這就必然會促進當地的商業發展。
隋煬帝開通濟渠，其作用之一就是運輸東南漕糧，含嘉倉為洛陽城中儲糧的倉庫。漕糧運來後，即能隨時入倉，可以說是相當便捷地通過這些運河渠道，太行山東，江淮之間皆能與兩都相聯係，就是江南和嶺南，也可通達。長江下遊各部的貢品甚至嶺南貢品也能夠運來，商貨也就隨之而至。
對遷都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其中首要的當然還是政治上的解釋。長安是兩北地區的自然中心——當關隴集團已處於統治地位時，它是文職官僚機構的政治中心。指定洛陽作為新都，這本身是一個象征性的表示，即關隴貴族政治勢力的全盛期已經過去了。遷都又是一個旨在取悅於許多山東、河北出身的官員的行動，他們在高宗時期當上了高官，並且算得上是武則天最熱心的支持者。陳寅恪說：武則天以關隴集團之外的山東寒族的身份，一旦攫取政權，久居洛陽，轉移全國重心於山東，重視進士科的選拔，拔取人才，於是就破壞了南北朝的貴族階級，運輸東南的財賦，以充實國防力量的格局。
以上政治經濟原因，可算是武則天時代做出的重大戰略調整。不過有的也許是她在不自覺之中發揮了作用。其實，對於遷都武則天還有一個現實考慮的因素，那就是擺脫宰相集團的控製。說白了是打不過就跑。
武則天做皇後以來，長期麵對著來自宰相中的反對勢力，對於她執掌朝政來說，這方麵的阻力，要大過來自高宗和李唐宗室方麵的阻力。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八月調整後的班子，加上儀鳳元年（公元676年）補充的4人，共有9個宰相，其中侍中張文瓘和中書令郝處俊處於核心地位。
張文瓘，貝州武城人，從小喪父，沒有任何家世背景。貞觀初舉明經入仕，受李勣提拔入朝。龍朔年間，官至中書舍人，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以黃門侍郎同三品入相，至今已是將近十年的資深宰相。在拜為侍中之前，他擔任大理卿知政事，由於執法公平寬恕，深為犯人推服。侍中是宰相中的首相，由於他為官正直謹嚴，深得高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