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主張息兵並不等於她不關心國防。她主政後，西北邊境出現大量屯田。它可能來自主守派的建議，受到武則天大力支持。這個實邊政策，在國防上收到頗佳成效。
綜上所述，減少遠戍，屯田邊防，多建友邦就是武則天得勢初期的主要外交策略。三者相輔相成，基調就是以和為貴。
也有些史家認為《建言十二事》不過是難以實現的高調。但也有一些人認為，評價一個政治綱領的優劣，看的是它是否把握準了時代的症候，同時提出了適合的醫治理論，而不在於是否開出了具體的藥方。《建言十二事》，正是武則天從唐朝當時的“軟肋”——邊境戰事加重人民負擔，均田製、府兵製等社會基本製度開始出現危機這一現實出發，提出的富國強民的政綱。
盡管《建言十二事》不過百餘字，但的確是“謀略之智，治國之綱”。
二聖臨朝
據史書記載：上官儀被殺後，高宗將政權拱手讓給皇後，群臣朝賀、四方上奏時，都稱“二聖”。從此以後，群臣舉目上望，簾子後邊還坐著一位比皇帝更有權威的人物！曆史學家司馬光對此總結道：“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訣於其口，天子垂拱而已。”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是武則天政途上的重要一年。在這一年，她挫敗了宰相上官儀企圖影響高宗廢掉她的陰謀，並且從此和高宗並稱“二聖”，高宗每日視朝，武則天垂簾於後，大政由二人共決。
王皇後、蕭淑妃被處死後，後宮中無人可以取代武則天的皇後地位了，但奪寵的人還有，這就是她的姐姐韓國夫人和外甥女魏國夫人。外間傳聞韓國夫人及其女賀蘭氏越來越受到高宗的寵愛，武則天妒意大發，在擊敗了王、蕭二人之後已再難容忍，於是在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前後，秘密將韓國夫人處死。武則天對高宗生活上的過分限製，引起了高宗的不滿。
史稱武則天在穩固皇後地位以後，誌滿意得，作威作福，無所顧忌。而高宗則表現得懦弱寡斷，一舉一動都受到武則天的限製。高宗流露出了想廢除武則天的念頭，被當年與上官儀同事陳王李忠的宦官王伏勝探知。
上官儀為陝州（今河南三門峽）人，按當時的政治地理概念，屬於關隴圈的人物。其父上官弘為隋江都宮副監，後在宇文化及謀殺隋煬帝的弑逆事件中被殺。幼小的上官儀僥幸逃生後，私度入沙門，在佛寺中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不僅精通釋典，還兼涉經史，善於文章寫作。貞觀年間獲得進士出身，一度成為太宗的文學侍從。高宗長子李忠為陳王時，他曾任王府洛議參軍，與宦官王伏勝同在陳王府供職。李忠後被立為太子，不久又為武則天的長子李弘所取代，上官儀當時名位不顯，未受衝擊，但上官儀對武則天的一係列舉措深表不滿。王伏勝為高宗找到了一個廢皇後的借口，即武皇後引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嚐為厭勝之術，祈求非分之福。王伏勝將此事告訴高宗後，高宗盛怒之下，密召上官儀入宮商議。高宗首先透露欲廢武則天為庶人，上官儀乘機附和道：“皇後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於是高宗讓這位號稱“大手筆”的宰相親自起草廢除皇後的詔令。
事件在極短的時間內便被解決了，這又是由於宮內嚴密的情報網起作用的結果。探知情報的人見勢不妙，急忙告訴武則天，武則天當即趕到。這時上官儀剛離開，詔書墨跡未幹，還捏在皇帝的手裏。唐代的詔書由中書省官員或皇帝指定之人起草後，還必須經過門下省的審核，通過以後重抄一份，加蓋印經後才能生效，往下頒發。現在詔令還在皇帝那裏，隻是一份尚未生效的“詔草”。武則天情急之下也深感幾分慶幸，如果詔令下頒，自己縱有無邊法力也難以翻天了。
武則天半是惱怒、半是委屈地一番申訴之後，高宗軟下心來，之後，又與武則天和好如初。在武則天的追問下，高宗忙說：“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把一切責任都推到了上官儀身上。上官儀和王伏勝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們自己在朝中本是勢孤力單，缺乏根基，而武則天早已控製了內廷，後宮也沒有可以取代其皇後地位之人。所以，他們轉眼之間成了皇帝懼內的犧牲品。
武則天殺上官儀的罪名是，上官儀和王伏勝與廢太子李忠謀大逆。根據唐朝刑律，謀大逆是指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是對皇帝發泄怨恨和惡性報複，屬“十惡”重罪。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二月丙戌，上官儀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下獄而死，女眷沒入後宮為奴婢。
從這以後，武後的統治也公開化了。史書記載說：自從誅殺了上官儀全家後，高宗每次上朝，武後垂簾於禦座後。上官儀事件前，皇帝還有和大臣單獨接觸的機會，而在事件之後，這種機會就幾乎沒有了。所有視朝活動都是在武後嚴密監視下進行。高宗已經無能為力，羽翼都剪除了。再也沒有一個像韓瑗、來濟遇事勸阻的人。朝廷上沒有提出異議的聲音，無須製服不肯妥協的人，沒有一個人敢向武後說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