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儀事件有承上啟下的作用。自承上方麵看，這是武則天的又一次反複辟鬥爭。此後她的皇後地位終於鞏固了，朝中反對武則天的關隴貴族一派人，就再也沒有作過複辟的嚐試。自啟下這一方麵看，事件為武則天的全麵奪權打下了基礎。
武則天又一次化險為夷。在幾十年的宮廷生涯中，武則天有過多次風險，甚至是滅頂之災，也許是命運之神的青睞，更主要的是武則天為鬥爭做了多年的準備和鋪墊，她在風浪中一次次地走了過來。而在每一次風浪之後，她獲得的是政治鬥爭的信心和經驗，在自己奮鬥的征途中再上一層新台階。
武則天在政治上取得了如此重大的勝利，便想在人們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以慶祝。什麼樣的禮儀能承載如此厚重的勝利呢？武則天想到了古代意義最深遠、最隆重的封禪典禮。
泰山封禪在戰國時已有議論，齊魯有些儒士認為五嶽之中，泰山最高，帝王應到泰山祭祀，登泰山築壇祭天曰“封”，在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曰“禪”。儀式象征性地對天地宣告，皇帝在人世的任務已勝利地完成。但此種祭祀活動要耗費大量人力財力，需要相應的國力才能進行。越是難辦的事就越顯得神聖，因而封禪泰山就成為皇上有德、天下大治時才能舉行的盛典。自上古至唐，隻有秦始皇和漢武帝舉行過這種大典。貞觀六年（公元632年）時，文武官員力主封禪，太宗內心裏也很向往，無奈魏征力諫，認為國力不夠，不應“崇虛名受實害”，太宗乃止。當時太宗回答諸臣之請說：“照我個人看來，如果百姓安居樂業，衣食豐足，雖不封泰山，也不失為一個有道明君。設若天下混亂，百姓遭受戰亂之苦，貧困無以為生，雖然舉行封山大典，也不足以粉飾太平。晉武帝統一中國後，自己心滿意足，趾高氣揚，曾舉行封山大典，但在人們心目之中，他仍是一個無道昏君。”
武則天比起太宗來更為自信，對國庫不甚顧慮。那幾年唐朝在邊境戰爭中連連獲勝，社會生產也穩步地發展，唐朝的國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強盛。這是太宗時代打下的基礎以及高宗君臣努力的結果。在這種背景下，武則天自以為天下大治，經濟繁榮，萬邦悅服，應舉行這一盛典。在一個以禮為最高目標的國度裏，封禪這樣最高級別的禮儀活動，是展現最高統治者政治威信和風采的最佳時機。它可以顯示大唐的聲威，顯示她和高宗的政績，還可以讓天下百姓知道她的功勞。唐朝官方的史書上記載說：高宗即位，群臣多次上書請求封禪，而武則天立為皇後以後，又在暗中讚助其事。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武則天一提出封禪，百官競相呼應。於是，朝廷下詔派司空李勣、少師許敬宗、右相陸敦信、左相竇德玄等為主校封禪使，著手準備並議定禮儀。
這一年，高宗君臣趕赴東都洛陽，為封禪作準備。這是大唐開國以來第一次封禪大典，因為幾百年來沒有舉行，祭祀的具體形式基本上已被遺忘，需要討論和決定。武則天更在盤算著如何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十月在議定禮儀中，武則天發現按舊禮沒有她祭祀的位子。按舊製，祭天以皇上為首獻，親王為亞獻，大臣之中有德高望重者為終獻。祭地由皇上為首獻，皇太後為亞獻，而且皇太後為亞獻是名義上的，表示一下而已，由公卿實際進行。盡管沒有婦女參與的先例，但武則天認為，既然當今沒有太後，自己應該代為亞獻。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十月，她向高宗上表說：根據傳統的封禪禮儀，祭皇地祗的時候，以太後昭配，卻由公卿大臣來主持，這樣的禮規實在是未見得妥當。這次典禮，妾請率內外命婦奠獻。於是高宗下詔，決定在祭地皇之時，由武皇後為亞獻，太宗嬪妃中僅存的越王貞之母、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武則天將在封禪大典上亮相，她將率領殯妃及皇族親眷作為第二隊，表示她具有與皇帝平起平坐的地位。這是武則天走向政治前台的重要步驟。
從京師出發至泰山有很遠的路程，高宗帶著文武大臣提前兩個月向泰山進發。一路百官、六宮隨行，車駕雲集。閏三月抵東都，在這裏彙集各地官員。十月丙寅，車駕再從東都出發，向東行進，從駕文武百官、儀仗隊，數百裏綿延不絕。對外戰爭的勝利使得皇帝率領的封禪大軍中還有突厥、於闐、波斯、天竺、倭國及新羅、百濟、高麗等諸國酋長，各率其屬扈從，氈帳及牛羊駝馬，填塞道路。晚上列營置幕，覆蓋了大麵積的原野，場麵非常盛大。
十二月底，車駕到達泰山腳下。當地官員早已做好了準備，隻等聖駕來到。他們在山南築起了圜壇，直徑十二丈，高一丈二尺，為放置親封玉冊、祀昊天上帝之用。在圜丘上覆蓋青色土，四方覆蓋赤、黃、白、黑四色土，合為五色土，號為“封祀壇”。山上也建一圜壇，土以五色，高九尺，直徑五丈，四麵各設一階，號“登封壇”。於社首山上，築一壇，壇分八麵，每麵皆有陛階，各如方丘，上以黃色土覆蓋，周圍以赤、青、白、黑四色之土覆蓋，稱為“降禪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