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 皇
公元690年重陽，66歲的武則天實行“革命”，改國號為“周”。
武則天登上了洛陽的則天門樓，宣布廢唐為周，改元，大赦。這年的年號原被稱為永昌二年，後又改稱載初，至此，又改為天授。武周帝國便這樣建立起來，臨朝稱製也就隨之結束了。
中國曆史上掌權的女主並非武則天一人，但隻有她一人做上了皇帝。這難道是其他人的才具不如她嗎？非也。武則天稱帝是曆史為她提供了“勢”，而她也能不失時機地乘時竊勢，從而製群生之命，掌至高之權，成為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東漢時臨朝稱製的皇後、太後有六例之多，但無一人能稱帝。曆史到底為武則天提供了什麼“勢”呢，最重要的就是中央集權的程度不同。東漢時期中央集權的程度，遠不如隋唐堅強有力，體製也沒有那麼完備。這就決定了東漢的臨朝稱製是弱勢的，而武則天的臨朝稱製是強勢的。
第一，在政治上，隋唐中央對地方政府控製加強。東漢時，地方長官自辟僚屬。這種地方僚屬對長官的忠誠和友誼削弱了他們對中央的忠誠，甚至在事變時與中央為敵。這種體製，使州郡對中央保持著相當的獨立性，政策不容易推行下去。但是，在官員們全由吏部選授的唐代，僚屬對於長官不承擔任何履行家臣之道的義務，中央的政策就可以暢通無阻了。說到底，武則天時代，中央已把用人權掌握在手了。
第二，隋唐中央集權的強有力，還表現在軍事上。隋唐之際，中央擁有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這便是府兵。府兵的建置，目的是加強中央集權。所謂“舉關中之眾，以監四方”。王夫之認為，唐置府兵，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它有助於武則天奪取天下。由於府兵集中在關中，全國各地的軍隊加在一起也不足以和關中抗衡，所以武則天才能在奪取中央軍權之後，轉移唐祚。
第三，隋唐中央集權的強有力還表現在社會結構上。東漢時，朝廷指名緝拿的人，往往受到了各種不同地方勢力的保護，產生了望門投止的現象。而在隋唐之際，這種現象是難以出現的。唐朝有發達的保甲製度，宗族更是社會結構中嚴密的一環。可以說，一個人犯了罪簡直是北不可走胡，南不可走粵。嚴密的社會組織使得武則天把國家機器抓得更緊。她像是金字塔的頂尖，可以層層控製，在深宮中就能掌控整個政局。
武則天當政時期，對農業生產比較重視。
唐朝繼承了北朝隋朝以來的均田製，多次製定了均田令。規定，一般民戶，成年男子每丁可以占有100畝土地，作為農戶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額。根據這樣的理想標準，政府向農戶收取相同數量的賦稅，實行按人頭、戶口征收的租庸調製。在製度規定數量內的私田是合法的，超過製度規定的最高限額而占有私田，就是占田逾製，國家有權進行檢括。為了進行土地管理和賦稅管理，唐朝還有著嚴格的戶籍管理製度。包括登記戶口的名籍和登記土地的田籍兩部分，民戶嚴禁逃亡。戶籍是政府征收賦稅徭役、控製社會秩序的保證。
武則天統治的時代，是唐代經濟體製的轉型時期。創於北魏的均田製，是一種在戰亂之後土地大量被拋荒情況下實行的土地管理製度，國家對土地和人口進行嚴格支配和控製。隨著社會的安定和生產水平的提高，地主階級要求兼並土地、擴大生產，而大量的農戶則力爭逃脫國家的戶籍，形成了大規模的流動人口群。
對於廣大地主兼並土地，武則天政權沒有驚慌失措。盡管土地兼並也會造成貧富分化，造成農民逃亡，但當時的社會是穩定的。所以，武則天沒有采取行政命令去挽救這種與時代潮流不相符的經濟製度，而是對地主兼並土地采取縱容態度，對廣大逃戶也實行寬容政策。
之所以采取這種政策，是因為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個體農戶的獨立生產和生存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唐代農民失去土地以後，並不像漢朝那樣，失去了生活的依存，無法回到土地上，隻能去做奴婢或流亡，而是可以重新以佃戶的身份，以個體家庭為單位，租種地主的土地，或逃往一些尚未得到開發的山區進行墾荒。總之，他們大都能夠回到土地上，重新與土地結合。所以，在漢朝的土地兼並中看到的是大量的“流民”，而在唐朝土地兼並的過程中，看到的卻是大量的“逃戶”。流民是浮遊於土地之外的一種動蕩力量，對社會穩定的衝擊力很大，逃戶是脫離了國家戶籍控製的流動人口，他們繼續在土地上勞作，有可能造成政府財政收入的減少，但不至於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土地集中是封建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土地集中帶來的也並非隻有破壞作用，伴隨著土地迅速集中，在唐朝出現的是社會經濟的繁榮和發展。從長遠來說，土地集中有利於社會財富的積累和社會分工的擴大，有利於擴大社會再生產。占全國人口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逃戶，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推動力。他們出入關防，往來山澤，為一些欠發達地區的開發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