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時期對逃戶的政策，在前期主要還是因循前朝的做法，原則上由地方州縣進行搜檢，實際上卻是流於形式。因為地方與中央的利益有時並不完全一致，地方上在新的經濟變動中，發現了自己的利益。保留一定的逃戶，正是地方經濟利益所在，也是地方官取得政績的一個重要基礎。
武周後期，武則天察覺了這一問題，根據鳳閣舍人李嶠的建議，對逃戶政策進行了調整。一方麵，繼續對檢括出來的逃戶采取寬容優待政策：更為重要的是，承認農戶逃亡的現實，通過強力有效的手段，將逃戶檢括出來，如果逃戶不願意回到原來戶口所在地，即允許在逃入地區落戶，成為國家合法的編戶。
根據這種政策，大量逃離鄉土的農戶，又有可能重新回到國家的戶籍上來。這樣，就把過去簡單的簡括、懲罰變成重新納入政府管理範圍之內。所以，武則天時代既有戶口逃亡過半的現象，又出現了戶口成倍增長的事實。逃戶在一些欠發達地區，形成了許多新的居民點，致使武則天時代大量新置州縣。
武則天稱帝前後，因為統治形勢的變化，選官問題、邊疆問題、財政問題以及因為實行恐怖政策而導致的大量司法刑獄問題激增。高宗、武則天時期在政治體製上作出的最初反映是擴大和完善尚書機構。吏部、兵部、戶部、刑部和尚書都省的官員大量增加。
過去尚書令的職掌是“總領百官”，這是一個職務獨掌相權的體製。尚書省的權力是必然要被分割的。所以自隋朝以來，尚書令實際上已很少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作為尚書省的長官。但是自貞觀以後，仆射的官職也長期空缺，而六部尚書入相參政的又日漸增加，這是以下屬分割了上級的權力。漸漸地，尚書都省實際上已經不可能對不斷增加的六部事務總彙裁決。到了武則天時期，進一步分尚書省的權力。為了應付行政事務的劇增，增加了尚書省的主要官員。在武則天稱帝之前的永昌元年十月五日，尚書都省設置左右司員外部。一方麵的目的是為了加強都省的勾檢職權，另一方麵，一個部門的權力就這麼多，主要官員增加了分到每個人手裏的權力就少了。尚書都省作為總管六部的行政中樞的地位就逐漸喪失了。
強權的統治者大都把權力看得死死的，事事躬親，對官員們不放心任使。不過，人的精力畢竟有限，包攬的結果可能反而管不好。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狄仁傑第一次拜相。他發現有個叫王循之的大學士要請假回家，居然得上表求得女皇帝親自批準。狄仁傑當即借此勸諫武則天：“臣聽說皇帝隻有生殺大權不借手於人，其餘的事情都交由有關部門去處理。故左、右相的官，對流放以下的事就不管了，因為其地位太高。左右丞的官，就不管徒刑以下的事。哪個學生請假，隻有丞、主簿等小官才去管，如果天子為這麼件小事去發命令，則天下的事怎麼管得了呢？”這實際上是借以勸武則天隻管作為一個皇帝分內要做的事，不要事事插手，越俎代庖，讓各職司官員按職權各司其職。武則天讚揚了他。
武則天雖然專攬，但也肯把權放出一部分，那就是給她的私臣。什麼人才有資格做私臣呢？打個比方：女皇是頭腦的話，私臣就是手臂，隻能以頭腦指揮手臂，手臂自己不能妄動。私臣可以有能力，但不能有野心，甚至不能有自己的好惡，完全是一個忠實奴仆，武則天才肯放心讓他們去辦事。隻可惜這種人幾乎沒有，她的私臣一個個都因“辜負”了她被她除去。隻有二張兄弟相比較而言最合格，做了她的殉葬品。
出身北門學士的宰相劉禕之，是武則天一手提拔起來的，武則天視之為心腹、為私人，所以肯讓他當宰相掌大權。但劉禕之後來漸漸地和裴炎越走越近。整個裴炎集團對武則天臨朝稱製，將睿宗李旦幽禁於別殿是反對的。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劉禕之對武則天臨朝稱製不滿，雖未公言其非，卻私下與人說出“太後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稱製，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的話，結果被告密。武則天大怒，她說：劉禕之是我起用的，居然有背叛我的想法，豈不是辜負了我對他的恩寵。武則天是把劉禕之當成私仆的，所以才給他權，現在私仆有了二心，是決不可留的。於是找個借口派人拘審劉禕之。當特使宣敕後，劉禕之堅持“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敕！”也就是不接受未經中書、門下兩省宰相機關法定程序處理的聖旨。按太宗的成例，這個逮捕他的詔書是要經過他自己批準的。但武則天以女主臨朝，勢必要破壞成例。罪名不是現成的嗎。武則天另給他安了個抗拒天後專使的罪名。當劉禕之知道天子為他求情時，不喜反憂：“太後臨朝獨斷，威福任己，皇帝上表，隻會讓我的大禍早日臨頭。”五月，他被賜死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