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昭德曾是武則天身邊紅極一時的人物，他是京兆長安人，作風強悍幹練，敢說敢做。
當然，他也是武則天的私人心腹。武則天對李昭德很信任，給以大權。長壽元年（公元692年）八月，武氏子弟中的武承嗣罷相，武攸寧從門下省長官納言被罷為冬官尚書。與此同時，武則天換了幾個新宰相，其中就有李昭德。甚至武承嗣去說他壞話時，反被武則天譏笑說：“自打我用了李昭德後，就高枕無憂，是他在代替我受勞苦。”但武則天是絕不肯讓大權旁落到對自己有二心人之手。載初元年（公元690年）時，李昭德為內史，在政事堂議政時本應與眾人共議，他卻偏要在皇帝許可眾人之議後再越門下省之權進行封駁，確有剛愎自用，顯示於人之嫌。而且在武則天高臥之時，他不甘於依附皇權的地位，而想脫離皇權這個本體、自樹私威。史書說，地方州縣和中央各台寺的官員，都去拜見李昭德。這些都破壞了“君臣一體”原則，是李昭德倒台的主要原因。另一個受武則天重用的大臣丘愔提醒武則天：“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歸於下。”一句話打動了女皇的心。然後他說李昭德在外朝專權，“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武則天很快罷了李昭德的相位，讓丘愔代替了他。
成就大業的人必定不是單槍匹馬的孤膽英雄，他所借助的外力必定很多。所借之物，借錢較易，往往可解眼前之憂；借力較難，所以總有散財以求贏得人心助己的；而借勢最難，有時非人力所能及。
武則天的監督分兩個層麵，一是對百官的監督，另一則是對更廣大的社會層麵信息的了解。對前者，她有一支監察隊伍。特別是對重點人員，還設有長期臥底，專司監視。對後者，她發動社會下層的力量，讓少數人處於多數人的視線之內。
在社會政治經濟劇烈變革的時期，武則天急於需要了解各方麵對自己政治舉措的看法，她需要了解朝臣的信息、地方官的信息，把握整個社會的動向，這就需要暢通的信息渠道，也需要一整套完整的耳目機關。
武則天對信息的重要性是早有認識的，對信息渠道的經營和耳目的重視從很早就開始了。早年爭奪後宮時，自己親自在朝堂後的帷幕中監聽高宗和顧命大臣的談話，褚遂良言語不遜，她在後麵忍不住出聲：為什麼不殺了這老賊！與王皇後的鬥爭中，她設在王皇後身邊的耳目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即使在武則天稱帝多年後，她仍有派人直接監控臣下和對手的習慣。她並不滿足於對一個人兩個人的監督，而是要求一個監督體係能自動運轉。
武則天在即位稱帝的過程中，選官的公開和開放，在中國古代史中，是極為罕見的。其主要途徑有科舉、自舉、告密、試官等。這對廉政建設產生了雙重影響。從積極方麵說，這些不拘一格，放手選官的做法無疑為各類人才的脫穎而出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但從消極方麵看，必然使官員隊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武則天知道官員的冗濫必然導致腐敗，造成致命的危害，因而采取了各種監督措施加以防範糾正。其中，改善加強監察部門的機構和作用是有實質意義的。
唐代沿襲隋製，朝廷最高的監察部門是禦史台，負責檢查自宰相以下各級官員遵紀守法的情況，舉報彈劾處理各類違法亂紀的官員。在唐代政權結構中，禦史台自成係統，在製度上具有從中央直貫地方的職能。自貞觀以後就派遣大臣以觀風俗使、巡察使、存撫使等名義出巡地方，但並未形成製度，而且出使的人員也並不固定。武則天時期，禦史機構有了明顯的擴大。唐初時，其糾彈的重點是京城的各級官員。這種職責範圍明顯是失當的。因為：一是京官本身處於比較嚴密的監視製約中；二是地方官員是直接的理民之官，他們的清廉與否直接關係到民心的向背和社會的穩定。加強對地方官員的監察，充分體現了武則天的遠見卓識。自此以後，肅政台的官員監察禦史、侍禦史便一年兩次定期出巡全國各地，對地方實行嚴密的監察。
監察官員的職權範圍不但擴大了，權力也大大加強了。由於武則天時期的監察官員有相當一部分是酷吏，嗜好濫殺無辜，他們又被賦予了生殺予奪的大權，地方官員畏之如虎。武則天時期風聞朝廷使者到來而自殺的地方官員，史不乏書，可見這種監察製度的威懾力強大到何種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