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安康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生命記憶的大梳理大展示
—評張虹《橡樹下的村莊》和《婆屋那邊的事》
孫鴻
中外文學創作的實踐證明，那些成熟的作家，大都擁有自己賴以汲取生活素材的天地。他們在這塊土地上辛勤耕耘，以一篇篇作品建構起自己個性鮮明的藝術世界。張虹是從漢水之濱的南沙河畔走出來的作家。出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的她，在美麗的南沙河畔度過了童年、少年、青年時期。二十年的農村生活經曆深深地烙在她的生命中，影響著她的精神氣質、情感內涵及表情達意的方式，並作為一種體驗和感悟，滲透在她已出版的逾百萬字的詩歌、散文、小說創作中。如果說鄉村的記憶在她以往的創作中是一種滲透的話，《橡樹下的村莊》和《婆屋那邊的事》這兩部長篇係列散文則是對這段生命記憶的大梳理和大展示，是酣暢淋漓的講述。這是兩部關於“回憶”的長篇係列散文。《橡樹下的村莊》以南沙河為背景講述了張虹二十年的鄉村生活記憶；《婆屋那邊的事》講述了1980年春節作為新娘的“我”第一次回大巴山深處的童壩拜見公婆的記憶。這是張虹生命中的一段珍貴記憶，更是她創作的一筆寶貴財富。因此，“我必須講述出來。不然，就是罪過（《婆屋那邊的事》創作手記）”。立足於自己的創作個性和生活體驗，選擇切合自身特長的題材和體式，這是張虹的明智之處，也是她時時能體味到創作的快樂的原因之一。
講述心底的記憶這種形式，決定了這兩部係列散文的自述性和個人性特點。但個人性並不意味著個人化或私人化，因為張虹並未停留在對無謂的生活故事再現的層麵，而是試圖從中提升生命的意義，讓人咀嚼人生的況味。表麵看來它與現實生活保持了一定距離，其意識形態性被淡化了，但它卻是曆史的回音。從時間跨度而言，這兩部係列散
文講述的記憶具有連貫性，它涉及建國以來中國所經曆的兩個重要時期：從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在《橡樹下的村莊》中，“我”的或歡樂或憂傷的記憶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一直講述到1975年“我”被推薦上大學。二十年間，農村的巨瀾微波、農民的命運都進入作者的心靈。與大煉鋼鐵、大鍋飯、武鬥、批走資派、揪黑五類、破四舊相關聯的記憶以“我”的視角呈現出來。盡管作品並未刻意渲染這段曆史本身，但記憶的帷幕是在這種背景下拉開的，因而這段記憶不僅僅是作為個體的“我”的生命的記憶，更是作為群體的中國人（不隻是農民）對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的記憶。
在《橡樹下的村莊》中作者講述著：“在那個年頭裏，村裏人的印象裏，雲老是黑壓壓的”、“生產隊的倉庫都要撐破了，我們卻總是吃不飽飯”，“我們翻遍了田野和河壩地，把能吃的東西都弄光了，大些的孩子們結成夥兒到山裏找吃的”。那個年代沉入作者記憶中更多的是比饑餓更可怕的東西。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震驚全球、天怒人怨的民族災難，這場浩劫摧殘的不隻是人的肉體，對人心靈的影響更為深遠。因不願攪擾身居高位的舅舅反被疑為叛徒而頻頻被揪鬥的父親，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而致妻離子散的有全大叔，為示自己革命堅決而掘祖墳批鬥母親的惡霸兒子清泉，與知青戀愛而獲罪被捕入獄的虎生，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如期如願完婚的“黑五類”子女們，還有老修女張滿德、五婆婆、樹德爺爺等“牛鬼蛇神”，他們作為人的價值、尊嚴、理想都被踐踏著、侮蔑著、摧殘著。與此同時，曾經美麗的橡樹下的村莊——家園也在“學大寨”的高潮中破碎了。老橡樹倒下了，吉祥鳥青鶴飛走了，一隻也沒留下。“我”有著一顆感受生活詩意的心靈，迷戀於在山頂上看雲霞在沙渚上看鷺鷥在南沙河裏戲水，幻想著有蜜蜂變成白馬王子將自己帶到東方的朝霞裏去。然而一個孩子的詩意和理想被現實無情地毀損著。“我”親眼目睹了高中生如燕姐姐由品學兼優的神仙似的美麗姑娘一夜之間變成造反兵團頭目，從村裏到機關、學校揪鬥包括大隊支書、縣長、校長和她母親在內的“走資派”和“牛鬼蛇神”。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幾年後的1970年，當“我”突然看見“穿戴破爛敞胸露懷地坐在路邊給嬰孩喂奶”的如燕姐姐時，竟“張大嘴說不出話來”。“我呆呆地看著她消逝在碧沉沉的紅薯地盡頭，看見一群烏鴉在她走去的地方驚飛著撲向遠方的夕陽，隻覺得偶像轟然倒塌的悲壯和絕望”。張虹不動聲色地給我們描繪了這段悲劇性曆史及其對人心靈的踐踏。如燕的命運正是那個年月純真幼稚的一代青少年被野心家、陰謀家利用，成為政治鬥爭犧牲品的縮影。隨之而來便是“我”因父親的“曆史問題”而不能實現加入紅衛兵組織的願望、考大學的理想成為泡影和推薦上大學時被打入另冊。作者以“我”為切入點，展示了文革時期整整一代人理想的被摧毀。